黄书琪‧疫情后的城市发展

一场瘟疫，让大家发现各种可能。为了阻断新冠肺炎，我们必须牺牲短期内的经济发展；现在，就算重启经济巨轮，我们也必须思考，我们是否非得回归疫情之前的发展轨道。

前建筑师公会会长陈乐文博士在4月28日举行的一场座谈就提到，一些房地产发展商在行动管制期间，反而卖出很多套有地房产，因为人们突然意识到，反正都要在家工作了，有地房产的空间可塑性比高楼房产多出不少，就防疫而言也更安全，宁愿搬到离城市较远的地方居住，不介意日后上班路途稍远。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原本人们汲汲营营往城市中心挤，就是为了抢占工作机会市场，能省一点路途就省一点；但全部人都呆在家工作之后，离办公室是否靠近反而变成次要因素。

瘟疫之后，如果大家可以坚持这样的运作模式，许多原本在城市里上班的人，有望回到二三线城镇的老家，享受比较低廉的生活物价水平，替一线城市的企业上班，这个转变可以说是许多马来西亚二三线城市发展的契机。

意即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的回流，但二三线城市的生活机能必须加强，人口回流意味着车流增加，城市机能是否能够适应，地方政府变得至关重要。

再来，除非疫苗可以在今年内面世，否则我们短期内很难恢复往日自由出国旅游的状态。为了避免接触太多人染疫，短期内的旅游形态会偏向于小众、避世。没有了大批外国游客，我国旅游业严重受创；但危机就是转机，我们总是寄望大型旅游巴士把数百数千人的游客带入境，用各种团游固定行程套牢外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