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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2 19:00:00  2281976
【如意安详】正该如此/何国忠
星云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哲宗去世,徽宗继位,二月朝廷大赦天下,诏书抵儋州时,已是五月。

整整7年,因为丞相章惇对他不满,苏轼从英州、惠州一路贬到最偏远的海南。在儋州3年,以为此生回不到中原,如今当然掩不住喜悦。等大船过海,六月中旬苏轼和陪他身旁的小儿子苏过才有机会动身。从儋州停雷州到目的地廉州,路程不顺,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洪水涌涨。七月上旬抵达廉州,尚未安定,又接诏书,要他去永州。途中惊闻学生秦观病逝,他“两日为之食不下”,决定改道前去藤州,怎知灵柩已被秦观女婿带走。他后来和苏迈、苏迨二子在广州会合,十一月中旬经过英州时,朝廷再度下诏,“提举成都府玉局观”,这是七品俸禄的闲差,诏书中还有“任便居住”。

可以不受约束,随意选择终老之地了。几番考虑,他决定长住常州。传言说苏轼可以回到权力中心,但他无此意也无能力,身体早就羸弱不堪。兜兜转转,到常州时已是第二年六月中旬,两个月后,苏轼离开人世。

苏轼一生,随便捉一小点,都是文章。从海南到常州,沿途不断受到老百姓列队欢迎,这是苏轼安慰之处。同一时候,章惇失势,被贬雷州。章惇的儿子章援是苏轼1088年负责考试时所取进士,他给苏轼写信,恳求网开一面,勿念旧恶,放过其父。

苏轼之所以颠沛流离,和章惇息息相关。二人年轻时常一起游山玩水,饮酒喝茶,谈诗论画,在“乌台诗案”中,苏轼被“变法派”官员罗织罪名,差一点命丧黄泉,但是属于“变法派”的章惇,却挺身为苏轼辩护。苏轼被贬黄州时,章惇不理众人眼光,和苏轼保持密切关系。

《宋史·章惇传》记二人共游仙游潭,遇绝壁万仞,仅有横木架桥,苏轼不敢冒险,章惇却神态自若走过对岸提了“苏轼章惇来”字迹。苏轼说章惇以后一定有勇气杀人,原因是他胆子大到连自己命都可不顾。

章惇博学多才,孤傲自负,处事独断。变法和守旧派的斗争最后让不少朋友变成敌人,他和苏轼是其中一例。变法派靠山宋神宗去世以后,守旧派的高太后与司马光掌权,变法派官员全都被贬,章惇也在其中,章惇因为苏辙告状而迁怒苏轼。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变法人士又压回守旧派。被折磨7年后,拜相执政的章惇不再相信友情,性格变得偏激,他先将苏轼从英州贬到惠州。在惠州居留3年以后的苏轼写了不少随遇而安的诗作,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让章惇感冒,连荔枝也可让苏轼乐不思蜀,章惇觉得那不是被贬者该有的愉悦心情,最后建议哲宗将苏轼贬到海南。

性情中人分两种,一种是爱恨分明,另一种则是让热情通过善念发挥得淋漓尽致。苏轼是后者。他内心坦荡荡,能破执着,为文偶有激动处,但都对事不对人。他听到章惇被贬雷州时,写信给章惇外甥黄师是,要他转告章惇母亲说当地虽偏远,却无瘴气,请她放心。而他回章援的信更值一读,他说他和其父认识40年,中间虽有不合,无损交情,并说“已往者更说何益?唯论其未然者也。”确实,大家都经过坎坷,不必拘泥过去,放下负担,将有限的生命放在未来。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这封信是“人道精神的文献”,苏轼之所以耐读耐写,是因为他经常在小事中示范人性的深度和力量。“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这是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引述苏轼的话。他没做过坏事,自信不会下地狱,他要家人不必为他难过。每每触及人生课题,苏轼讲的都是老百姓听得懂的简单道理,心无挂碍,无有恐怖。

苏轼写有一诗〈观潮〉:“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原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此诗不复杂,但蕴含丰富:盼望一睹庐山烟雨浙江潮,最终发现景观不过如此。一些禅师引〈观潮〉释禅,直言其意境和“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如出一辙。人生各种变化不少人都有心理准备面对,但是毕竟还是得认真生活,得意或失意都当人生历练,“看开”是禅悟,“不过如此”转成“正该如此”则是明心见性。看苏轼晚年生活,想起他回章援信的内容,想起他以平常心看待恩怨情仇,一切回归性善原点,一切“正该如此”。


作者 : 何国忠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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