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惟诚.香港与国家安全法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近日以近乎全票，通过香港《国家安全法》提案，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活动。尽管完整的《国安法》尚未出台，并仅停留在“提案”的阶段，但因为提案中所通过的立法方向具有极大的争议，而引起港内民主派的忧虑、反弹，并引起各界争辩，甚至令早前因为冠病疫情而逐渐回稳的香港，重现示威浪潮。

当然，对于《国安法》的争辩其实并不只局限在大中华地区，其也延伸到了世界各地，包括我国的华人社会。严格上，我国华社对于此次的人大提案，反应也是褒贬参半，支持者觉得这国安法来得适时，其可修补自反送中示威后的社会撕裂、制止挑战权威的乱象，有者甚至觉得这是香港自由派人士咎由自取；反对者则觉得，这是公然挑战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一国两制原则，干预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地位，企图颠覆香港以民主为本的现代法制。

在公婆各自说理的前提，孰是孰非向来都难以决断，所以我也无意去争辩谁对谁错，但在继续谈论之前，我是想先在此厘清本地华社对此次提案的一些误会、迷思。首先，将港版《国安法》最终提出的问题，归咎引发反送中运动的民主派、社运人士其实并不完全公平，尽管中南海确实考量近年香港局势后才强推在港实施国安法，但其最核心的理由，是要贯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4年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借此划一全国各地的国家安全准则。

这套国家安全观，直接催生中国在2015年所颁布、实施的国安法。当然，这部国安法适用于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但对特别行政区没有直接效力，所以对于国家安全的诠释、准则和惩治，港府拥有斟酌权。你可以问，人大常委为何不直接修法，在国安法内加入特区？《中国国安法》不能单独成立，其仍需配合《中国刑法》的采用，但后者在港亦无效力，因此中南海要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划一包括香港等特区的国安释法，则拟定港版《国安法》是最直接、有效的。

这解释了两道疑问：第一，何以中国要自行订立国安法，而不按惯例通过香港立法会，以及第二，为何中国国安法没惩治条款，但港版国安法有。换句话说，有了反送中的经验，中南海不觉得将这个理念交由港府行政局和立法会贯彻是可行的，以此类推，我们确实可以想象到，即将出炉的港版国安法，也必然会是整合、浓缩自《中国国安法》和《中国刑法》，而这亦回应了反对者的忧虑，即国安法若由人大常委拟定，则将贯彻中国的释法惯例，进而侵蚀了港人的普通法体制。

此直接说明了第二道迷思，即香港目前的地位。根据本地部分国安法支持者的想法，香港在中国的金融地位是可以被深圳或上海取代的，就算短期内无法取代，中国国务院在2015年创立，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广东省9个相邻城市，即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和肇庆在内的“大湾区”，也能逐步将香港的金融、资本条件收纳，进而减少后者对国际资本的影响力，更何况，此经济圈人口高达7000万，西方资本家不会因为国安法而撤资那么傻。

我之所以会称这种想法为“迷思”，是因为这种观点只对一半。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规划，大湾区确实有结合资源、扩大港澳国际资本的用意，而且广东省在某程度上确实能够借此获得从香港转移的资本，但要注意的是，在香港的国际资本一般都是因为两个条件才驻足：英美法系保障的国际自由港地位，以及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所授予的特殊地位，因为这两个条件，香港驻有逾1300家美国企业，而在这当中至少有290家是为区域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