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惟诚.比承认统考更难走的亿哩路

在冠病疫情好转之际，大马政坛又重现“拼人头、凑人数”的数字游戏，从国盟的113（席）到希盟+的129（席），之后国盟很快又变回114、115（席），要不是博彩业至今仍未获准运作，这些数字很快就会成为红字。当然，可能也察觉到民间对这些数字的反应不如喜来登政变时期般大，所以数字演变到最后，双方连数字都不提，这边宣称7月前将会变天，那边坚持政权稳如泰山，总之就是一起故弄玄虚。

正当本地政坛、舆论仍在周旋于这个天变不变、首相谁做谁不能做，距离吉隆坡2900多公里的台湾高雄市，却发生了一件相当轰动的政治事件。这政治事件有趣的地方是，其起因和我国2月爆发喜来登政变的诱因很相近，关键字都是“做好做满”，但不同的是，高雄市国民政府是因为市长韩国瑜在任内无故跑去参选总统，没有做好做满而倒台，希盟联邦政府是因为内部有人坚持要前首相马哈迪做好做满而倒台。

当然，我不是打算在此议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虽然这真的很有意思，但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台湾选举体制对促成韩国瑜下台的特殊机制。希盟政府的倒台是数字上的操盘，他们并非败在民意基础上（虽然他们确实一度令选民很不高兴），而是输在议员政治立场的变化和倒戈；然而，韩国瑜的倒台却是被市民直接罢免的，换而言之，后者败在民意基础之上。熟悉西敏寺体制的我们，是否对这种完全跳脱我们政治和体制认知的结果，感觉很有意思呢？

根据台湾《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经过选举产生的分区（即地方）公职人员，若就职满一年，相关选区的选举人能够向选委会对其提出罢免，而罢免程序分三个阶段，首先，领衔提议人必须提交罢免提议书和名单，他们必须都是相关选区的选民，人数必须占相关选区总选民人数的1%。以高雄市228万名选民为基准，则首阶提案门槛为2万2814人，在罢韩案领衔提议人则收集了2万9908个署名，当中有95%为合格署名，占总选民人数的1.25%。

首阶结束后提议人即可发起第二阶段的联署，而完成后所提交的联署书必须拥有最少是相关选区总选民的10%。在罢韩案中，领衔提议人总共收集了16%的签名，让罢免案正式成立，而后选委会即可在接获和公布被罢免人的答辩书后，启动第三阶段的罢免投票。到了这阶段，罢免法规定的通过门槛有两个条件：有效同意票必须高于有效不同意票，也必须占相关选区的选民总数的至少25%。

在上周六（6日）进行的罢韩投票，其同意票门槛为57万，而投票结果为同意93万和不同意2万，意味着罢免成功，韩国瑜必须在一个星期内解职，并在3个月内举行补选。当然，这种针对民选地方议员、公职人员的罢免机制，很大程度展现了台湾针对地缘性的民选公职的伸缩性和负责制，避免民选议员和公职人员忽略地方需要、违背主流民意，而这种罢免制度，我想，很大程度能遏止大马政坛当下的政治乱象，其效果搞不好比订立反跳槽法令更直接、更有效。

这是因为在西敏寺体制下，跳槽的行为是被默许的，所以反跳槽法令的存在是挑战西敏寺议会传统和惯例。因此，希盟在过去接近两年的任期里，并没有办法实现这部其在执政前坚持要订立绑定政党和议员的法案，但这种罢免制度并不会挑战现有的议会传统，甚至还可以加强选区、选民和议员的绑定，并提高地方议员的服务效率和地方代表性，有效阻止目前我国这种议员待价而沽、频密跳槽的政治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