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拜读郑丁贤9月11日在言路版专栏发表的〈地球村村民〉一文，对郑君在文中所谈论有关弱势族群所面对的困境的论点深以为是；但笔者钻研疆藏问题多时，认为郑君在文中将维吾尔人与马来人进行对比，并不太妥当。这是因为两种民族无论在本质上，或是政治生态上，均为南辕北辙的例子。

笔者在月前亦曾在本地报章中撰写有关乌鲁木齐骚乱的文章，以探讨维族何以在韶关事件后，一改维族原有安于天命的脾性（暂时排除热比娅的推波助澜），衍生出至今仍无法获得有效镇压的骚乱。这除了复杂的历史背景，自然也包括让国际策略学者深感兴趣的复杂情绪。

郑君所言，维族不满现状、扶弱政策，欲提升本身的权力和资源分配，笔者亦相当认同，但这实际上是较表面的诉求，是此次（甚至是过去的）骚乱较小的爆发点，笔者认为若与马来人对比则有失妥当。

扶弱政策是国家的福利政策，以共产主义立国的中国自然不遗余力，维族对此亦相当了解，而且新疆在中央政府的西部大开发中也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关注。那为何乌鲁木齐骚乱越演越烈？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导的新疆发展计划，则是新疆政局动荡的主要导火线之一，而近期的骚乱无论有没有人推波助澜，均是累积负面情绪的爆发。

在1980年代建制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占88%的汉人主导，因而为新疆带来了庞大的汉人人口，定居于此的汉人从1949年的6%飙升至目前的41%，但维族在新疆的人口也仅仅是45%。乌鲁木齐满街都是从中原移民进来的“汉文化”，对民族身份非常看重的少数民族，早已产生非常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心中拥有的不仅仅是扶弱政策的不满，还包括对中央的“文化殖民”的焦虑。

中国中央政府虽然划定新疆为自治区，但在汉族人口涌入新疆的问题上并没加以节制；虽然自治区主席由维族努尔白克力出任，但掌握自治区实权的区党委书记却是来自山东省的汉族王乐泉，让少数民族的意愿无法有效传达，更使维族更笃定所谓的“文化殖民”的想法，而且这种自治方式与英国殖民系统有神来之笔，即在殖民地安插由中央委派而来的总督。

如此，这些认为“被殖民”的维族人在综合以上如此复杂的文化情绪，则相当容易被诱导煽动。从这类“中央殖民理论”中看来，马来人在很多方面，包括历史背景都较维族单纯了些，因为马来人拥有的政治主导权、人口高速增长、文化发展根基稳固等本质，维族可是一样都没有，而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扶弱政策一般都是集中在一开发、二制造就业机会的方向迈进。

就马来社会而言，马来中上阶层获得的扶弱政策，却是郑君所说的“用药过量”，然而谈及中国中央政府为维族人提供的扶弱政策，笔者则与郑君持相反意见，即是根本不到位。而且除了分离势力，维族实际上对取得完全的政治支配权并不太在意，他们所在意的，往往是中央政府不当一回事的“文化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