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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18 07:20:00  2291432
宋明家.撤稿,是科研的良知
微隐于学

知名医学期刊《Lancet》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在6月5日宣布各有一篇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治疗法的论文被撤稿,原因是所使用数据无法被核实。

在我国,政府近七、八年来为提升公立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给研究型公立大学大幅度增加科研资金投入,使大学高层提高对教授们的科研成果、尤其是论文发表的要求。

也因为如此,许多大学教授多年来都在想尽办法用小聪明撇步,来增加论文数量,以轻易获得各种名和利,包括升等教授职、加薪、申请研究基金等。

因为这“不发表,即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压力,学界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也随之增多;其中相互挂名、论文剽窃和数据伪造,都是学界家常便饭,只是我国没有完善监督系统去压制和纠正这多年乱象。

紧接下来的,就是期刊的撤稿(retraction;作废已被发表的学术文章)数量的增加。

相比2020年1月发生的俄罗斯撤稿风波(愈八百余论文被撤),2019年3月刊登在《Scientometrics》期刊的一篇文章也报告在2005至2018年期间,印度共有239份论文被撤稿。

2019年2月,一群澳洲科研人员在《BMJ Open》期刊呼吁各大医学期刊撤回400多篇中国科学家有关器官移植的论文,因为这些研究使用中国境内被处刑犯人的器官,违反国际科研道德标准。

2018年1月,巴西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研究员发表的分析报告显示,2013至2015年这三年内,全世界每一万篇论文里,因剽窃等学术不端问题而被撤稿的各国比例为:台湾21.8、伊朗 15.3 、印度 7.1、中国6.3、韩国 6.2、荷兰9.8(引2018年1月《Scientometrics》期刊论文)。

对比巴西团队的研究成果,权威学术期刊《科学》发表的报告和统计方法虽然有差别,使用的论文发表年数也不一样(2003至2016年,一共14年),发表的撤稿统计数字却相去不远:伊朗14.0、印度7.5、韩国6.0、中国5.0、荷兰4.4(详见2018年10月《科学》期刊报告)。

不但如此,该《科学》报告里“十大撤稿国”的名单,也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个小国“大出风头”。

2009至2017年间,马来西亚共有125份论文被撤;数目虽然相对小,但在“撤稿频率”方面,我国却高踞全世界第五:每一万篇有6.8篇,比新加坡好一点(7.8;排名第三)。

多年前在科研和论文发表还是菜鸟的时候,寄去某一级学术期刊(Q1 journal;注1)的文章,经过三轮同侪评鉴等程序后,终于被期刊采纳;从学生们开始实验、收集资料、统计数据、撰写初稿、改写、改写又修改、投稿、评审等过程,花了我和团队近五年时间。

没预料到的是,在论文发表之前的校稿(proofreading)阶段,却发现其中一位学生作者引述的部分资料出现错误;后来和主要联合作者讨论后,我们一致认同必须撤回该几经艰辛才被录取的文章,也就是主动向该期刊要求“撤稿”,然后再用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修改、重新投寄、评审等程序。

事件的后续发展是皆大欢喜:对于我们主动提出的误差等问题,期刊总编辑认为无需撤稿,但可在下一期的期刊里,以Corrigendum(勘误表)的方式,更正那些错误。

有教授朋友说我很傻,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因为多数的论文错误都不会有人发现或举报。

2020年1月3日,诺贝尔2018年度化学奖得主Frances Arnold因无法再现实验成果,同时怀疑她指导的第一作者作假实验数据,宣布撤回她发表在2019年5月的《科学》期刊论文。

引述这个案,和提起我的个人经验,无非是想说明一件事:

不管是大师级科学家如Frances Arnold,抑或是实验室小苍蝇如我,都必须秉持一种“坦诚面对和接受错误”的科学态度。

在颠沛不平的科研路上,错误,是常见和最正常不过的,重点是科学工作者面对错误的坦诚心态。

而撤稿和道歉,是我们学术界里,最基本的尊严和良知。

注1:专业智能信息提供商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出版的《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按个别期刊“影响系数”(Impact Factor),把它们进行系统分类为Q1(最高级)、Q2、Q3和Q4四个等级。

作者 : 宋明家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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