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志.华人占据城市的迷思

敦马哈迪接受香港《亚洲时报》访谈时又老调重弹，重提“华人富有论”和“华人占据大城市”论调，给人印象是他仍然以种族视角看问题，不愿意看清和接受事实，以全民领袖来解决大马种族间的经济关系课题。本文愿剖析“华人占据大城市”而富有的伪命题，以及巫统的种族政策导致马来人城市化失败的原因。

说“华人占据大城市”是伪命题就是指这并不符合事实。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大马10大城市的华人人口比例顺序是：槟城乔治市（53.1%）、怡保（45.5%）、梳邦再也（44.7%）、吉隆坡联邦直辖区（43.2%）、八打灵再也（39.6%）、新山（38%）、古晋（37.2%）、巴达旺（36.4%）、马六甲市（34.3%）以及太平（33.1%）。因此，在西马最大城市中，除了乔治市以外，如果以印度裔的全国比例8%估算，马来人的比例都超过华人。另外，可以预见的是，由于马来族的生育率远远超过华人，接下来的人口普查必将显示大城市的马来人数更为超越华人。

马来人在大城市人口既然占据多数，为何总的来说马来人的平均经济实力又较华人差呢？要了解这现象，本文不谈马来民族超现实的生活安逸价值观，与跟它形成强烈对比的华人现实世俗观，特别是对物质报酬反应浓烈这课题。文章重点专注在巫统的种族政策，以及此政策的形式导致马来人城市化在质量上不成功的根本因素。

回顾50年前的新经济政策，其中一个重大目标就是马来人城市化。巫统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马来人的城市人口比例从16%上升到今天超过45%。然而，马来人城市化基本属虚假城市化（pseudo-urbanisation） 。虚假城市化和过度城市化（hyper-urbanisation）不同，后者发生在拉美、非洲和南亚次大陆，其特征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和数量超越国家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能力，远远超过工业化和第三正式产业的速度。其结果是，进入城市的大部分人口因教育水平相对低和缺乏现代社会所需的一技之长，人们生计得主要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譬如沿繁忙街道销售食品、饮料和日常生活用品，勉强度日，而住所通常是基础设施短缺的贫民区。

那么大马马来人的虚假城市化又是一个什么现象？它的一大特色就是由巫统政府驱动、建立在臃肿公务员体系和官联企业（GLCs）掌控的城市服务业。这两类服务业涵盖从最高端行政管理到一般中端和最低端的无技术和低薪职员。前者指的是政府各部门、官联企业、银行金融界、大专等的高管主任级的人物。中端自然指各级部门及机构的中层官员和职员，其中一大来源是中小学教师。最底层的是人数众多、教育水平较低的小文员、邮递员和割草工人等。

由于上述部门和企业的马来人和其他土著占据了劳动力的85%以上，这就形成了一个社会流动性不大的分化阶层。马来社会严重缺乏现代化社会极其关键的有力民间商人阶层，一个弹性较大、上下流动较为灵活的经济活动领域。在较大的私有企业领域，政府规定的至少雇用30%的土著政策，保证了马来人的受雇机会。但因马来人才较热衷于有保障、有养老金的政府部门，非马来人经营的私有大企业，包括外资和本地华资的工商业界，能吸引到的真正马来人才不多，只是一般性职工。至于城市的脏、累和高危险的3D工作，雇主较倾向于雇用工资低的外劳，因为这类工作即使是受教育不高的马来人也避而远之。

大马马来人的城市化可以称为“依附障碍”现象（Dependency syndrome）。它与经济发展学的依存主义（Dependency theory）有一定的内外联系关系。依存主义理论指的是处于世界经济体系边缘的落后国家，受位于核心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剥削，是外因导致的国际经济关系。而大马马来社会的“依附障碍”现象，却是内因和激进种族主义造成的过度保护主义措施，一种封闭型和内向型的社会固化现象。这使得马来社会出现严重两极激化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