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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7 16:22:58  2302968
萧永龙/从《小姐手册》到西风信箱 想像的民国女性
说书

上个世纪初《西风》杂志出版的《彷徨歧途》,当中无数女性读者的来函,揭露了民国女性的困扰与想法,比如发现未婚夫是“渣男”却还踌躇于离婚与否;也有人问少女能否给男子先寄出第一封信;更有甚者认为女子就应当“无才便是德”……

1916年,才女林徽因(右一)与表姐妹身着女子中学校服合影。
1916年,才女林徽因(右一)与表姐妹身着女子中学校服合影。

上个世纪初,西学东渐,带动民国方方面面的改变,其中个人意识的抬头,为当时家庭与婚姻制度带来巨大转折,使原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逐渐转化成自由恋爱的展现。由于当时资讯传播不如现今发达,突如其来的风气改变,使新一代在生活、感情、家庭等面向无所适从,由是催生了一系列与女界相关的指导式、解惑类书籍,如林淑华所撰的《女界必读——主妇之友》、石民尉编《女子处世教育》、与《主妇之友》关系密切,由黄嘉音主答的西风信箱《彷徨歧途》、还有由远东印书馆印行的一系列指导“手册”(内容虽不乏与男性相关,但绝大部分仍与女性关联,如《健身要术——美容手册》、《女界必携——小姐手册》、《家庭典范——治家手册》、《主妇必读——家庭手册》等)。

这些书大致可分作两类:一种由作者或编者自行编订内容,通常先于报章连载,如《主妇之友》就先在《申报》、《大公报》、《大晚报》上发表,再经作者修订出版。另一种虽同样在杂志或报刊上刊登,但主要就读者寄来的信件作答,上述《彷徨歧途》正是一例。观西风社经售目录,尚有《希望与幸福》、《失乐园》两部西风信箱,且《彷徨歧路》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至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不到一年间,竟印达3版,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亦见读者对女界书籍的需求。另值得注意的是,西风社还办过征文比赛,我们相熟的作家张爱玲曾投稿,获得西风3周年纪念征文名誉奖第三名;《西风》杂志的宗旨虽为“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但也注重趣味、通俗性,为摩登女性的消闲生活杂志,侧面向我们透露当时女性的风貌与烦恼。

◢《女子处世教育》有国难悲情

吊诡的是,这些与女性相关的书籍,却绝大部分由男性编撰,加上内容带有指导性质,所呈现究竟是民国女性风貌,或只是编者对新时代女性的某些想像期许呢?《女子处世教育》编者石民尉,生平不详,笔者手中所藏虽为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七版,但内容提及“国难”,如〈国难期中的家庭设施〉条,就希望读者能在家中多悬挂“国耻地图……及现在战争的形势图,被灾的区域图等,使室内充满国难的景象”,以明了世界形势及国家情状,故猜想原书当在中日战争间完成。正是值此战事纷乱之际,使编者在内容编撰上加入自身的政治意图,故在第一章“小姐必读”中,就强调新女性“应以服用国货为荣”,而在“摩登”和“美”的标准上,也因时乱而与一般认知不同,强调“摩登”女性并不是外在衣饰、交际或起居饮食上的“摩登”,相反必须有理智,能自食其力,成为对社会和家庭有裨益生利的女性,否则“摩登”女性势必成为“末等”女性。而在“美”的标准上,也崇尚简单,突出“健康就是美”,外在的饰物应“均称与适宜”,认为“高贵价钱的饰物于美丽是毫无关系的”。这一切,乍看之下似乎是开明进步的思想,实则不然,石民尉之所以提出这套论述,全因“国难”,故强调朴素节俭,女子要自强自立,以达到救国的成效。

如果说《女子处世教育》是编者带有某种“国难”悲情,倾述他对当代女性的处世标准,那么于民国卅六年五月出版的《女界必携——小姐手册》则又呈现出另一风貌的准则。

◢《小姐手册》物化女性

编者徐遇安,生平事迹不可考,在这部《小姐手册》中,虽部分内容与《女子处世教育》相合,如两者均强调女性要有知识,一者希望女性多阅读报纸,以对国家大事,社会动态有所了解,另一者则强调要“从社会得到知识”,尽管两者取得知识之面向各不同,却均说明新女性要有学识。但在“美”及女性“妆容”上,两者又有全然不同的价值观,正如上文所述,石民尉在“国难”下,带入自己的理念,认为“健康就是美”,一切从简,乃至觉得“化装品是酒和鸦片的同类”,只会让女性失去“青春之美”,甚至引来“色情狂之群的追逐”,一不小心被惑,则将造成生命的悲剧。

相对而言,徐遇安并没有石氏的时代包袱,故其《小姐手册》的女性标准与石民尉不同,认为“美”可分作外表(包括行止、安谧、清静、艺术等)与内在(包括思想、品德、爱情),就算一个貌丑的女人,只要怀拥着美的思意美的心,有时更甚于外表的美(详见〈从爱美说起〉条),但在第四章“恋爱”中却清晰表达出“美丽是你的唯一可靠的武器”,一个柔弱的女子“能够征服刚强的男子,只因为女子的美丽比任何一切都来得伟大”,所以一些先天条件不足的女性,更应在妆容打扮下功夫,打磨好自己的武器,让男人成为“你的俘虏”,可见徐遇安对“美”的定义还是较倾向外貌的表现。相对《小姐手册》的物化女性,让女子以容貌为武器,俘获男人,《女子处世教育》在“国难”的前提下反倒提出“新三从四德”,认为女性的“容”不再是取媚于男性的工具,反而是一种自身整洁的态度。由是可见两部女界指导用书取向之不同,侧面说明这类书实际是在带有编者主观意识下完成,显现的是编者在自身女性想像下,所构建出的理想模范。

◢《主妇之友》用小说谈婆媳

这类指导式女界用书,文字较为沉闷,加上随着时间推移,女子自身意识将逐渐提高,书籍销量势必产生影响,故林淑华在《主妇之友》中,另辟途径,“为避免读者阅读时枯燥乏味”,特以小说的形式,在描述一对新婚夫妇的生活中,化入女界家庭知识,使它带有故事情节,有别于一般的指导内容。然而当我们细细品读,却发现里头仍是机械化地定出一条条题目,依此论述,如为了谈婆媳关系,就安排婆婆登场,让故事成了教条式家庭知识的铺垫。再者小说的张力在于戏剧化,林氏《主妇之友》所叙述的正是一般家庭生活,内容平淡如水,自难吸引读者,加上部分内容以例举一、二、三、四的方式带入家庭知识,如〈寂寞的排遣〉、〈家庭医药〉、〈产妇〉、〈幸福的家庭〉均是如此。故林淑华虽尝试以小说体裁,改造这些教条式指导型女界用书,却流于表面,且《主妇之友》出版于民国三十八年,由于时效的关系,一般指导式内容早难吸引女性目光购买,或许这类书仍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但绝难大卖,加上故事内容薄弱,种种因素,使此书最终并未热销,甚至在林淑华的芸芸著作中消沉,不为读者或学者所留意。也许《主妇之友》以日记小说故事为重心,夹带林氏《生死恋》的盛名,将更为畅销。

◢《彷徨歧途》反映女性状况

然而不管是石民尉、徐遇安或女性代表林淑华,在这些带有教学性质的指导型女界用书上,他们身为编著者,均是从指导者的高度,教条式地向读者传授知识,所勾勒的与其说是民国时期的女性风貌,倒不如说是他们个人主观意识下的女性标准,是个人臆想、期许下的产物。相对上述几部女性用书,由《西风》杂志出版的西风信箱——《彷徨歧途》则直接载录读者来函及主答者黄嘉音回信,这些转载的信函,明确向我们揭露时下女性的困扰与想法,故最能反映其时的女性状况,无疑为我们提供一个窥探民国女性风貌的窗口。

《彷徨歧途》内容涵盖“社会、家庭、性教育、心理、交际、婚姻、修养、健康”8个面向,内里的询问者虽有男有女,但女性来信率不低(民国女子识字率远不如男性,却能占有不少篇幅,可知此书在女界深受欢迎),加上《西风》本就带有摩登女性消闲生活杂志的特质,故将其旗下的“西风信箱”视作女界类书籍亦无不可。

下文试举几条,以见民国女性风貌。

佩珍女士在〈如敌似仇的夫妻〉条中,倾诉她与丈夫关系的不和与误解,却不愿离去,并非因尚存感情,相反是担心“如此一来,会失去人格与名誉”,可见旧社会的陋习,仍萦绕在女性身上。

如果说佩珍女士代表了受教育不高的群体,做不得准,那么叶子〈“薄命女”的追悔〉,则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摩登”女性代表。叶子在女性友人将订婚对象的不名誉事情告知后,追悔自己在没充分认识对方下订婚过早。如依现今标准,不适合大不了解除婚约,但在民国期间,婚约在法律上虽非正式行为,但许多时候,解除仍需经法院判决。再者,解除婚约,尚会对解约者带来名誉影响,甚至在往后婚姻上产生障碍,怪不得叶子在信件中自称“薄命女”了。

◢“少女能否给予男子第一信?”

如果说上述例子,主要反映在女性的婚姻观上,那么在个人地位及交际的拿捏上,她们也颇为犹豫,如洪伟涛女士在〈萍水相逢〉中,提及她在香港返广州的轮船上,遇见一位青年,此青年的态度“没有像普通的男子那样轻佻浮躁”,在双方交谈后,对方留下了姓名地址,洪女士虽有意去信,却苦于“在交际学上,少女能否给予男子第一信?女子之地位,是否因之而降低”而裹足不前。

至于丽霞女士〈人生的苦味〉,则向我们揭露新旧两代人思想上的冲突:失去双亲的丽霞女士,寄居在叔父母家中,但他们却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认为女子应当“无才便是德”,反对丽霞读书,“每天逼着我做些家事”。或在此不得意时,她接触到马克思思想,因此始说“我不无声息地屈服,做一个家庭的牺牲者。我要冲破黑暗的重围,解除束缚的枷锁,走向集团中去自谋生活。一个受压迫的人是绝对不肯放弃现实的,要以苏联革命的精神去奋斗”,其实这正是新旧社会交替间出现的问题,丽霞女士的叔父母出生于旧社会,自根深蒂固地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但还是供其上学,只是不准她在学后阅读,让其做些家务,而接触新思想的丽霞自是觉得受压迫,不知之后丽霞有无革他叔父母的命了?

◢控诉父亲好像有外遇

另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安于室的父亲〉中,林宜珍女士控诉自己的父亲“好像是有外遇似的,时常迟归,而且动不动就要吹毛求疵,在母亲身上发脾气”,虽然林氏并未提及自己对父亲的看法,但经由主答者黄嘉音的口吻,还是能就当时的女性地位看到一些端倪(由于回信面向全国读者,故某层面上,代表着大众的集体思维)。首先黄嘉音认为男人之所以有外遇,除了“自身不好,交友不慎”,往往还有更复杂的因素,“比方家庭环境不良,儿女吵闹,妻子不负责任或者不懂得负责任,把家庭弄得一团糟”。因此他劝诫林宜珍“切莫因为这一件事,便敌视你的父亲,吵闹不休”,免得“你父亲回来时,看见家人都是哭哭啼啼……那么恐怕他的‘迟归’要变成‘不归了’”。另秉持“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下,切莫把事情张扬出去,把小事化成大事,是于事无补的。除了上述两个消极的办法,黄嘉音亦认为,“要恢复家庭的快乐,非有积极的建设的办法不可”,故身为妻子的母亲或也有问题,她“可曾忽略了你父亲的幸福”、“或者是得不到妻子充分的温存与照顾”、“或者说因为妻子不能跟丈夫的脚步走,永远做个落伍的女子,叫丈夫的心灵上得不到安慰”,倘若有这种事情发生,“那是不能专怪丈夫的。因为他的幸福在家庭中既然被忽略了,那么他自然会到家庭以外去寻找安慰与‘幸福’”。

从上述讨论中,能发现此外遇个案的男性错误,已被黄氏合理化,甚至需顾及丈夫的颜面,不得外扬,更有甚者竟要妻子反省,女性地位之低下不言而喻。正如《小姐手册》〈争取自由平等〉中所说,“自民国以来,在法律的地位上说起来,虽然早已是男女平等,但实际上妇女那一样得到与男子同等的待遇与地位……法律,不过是一张永不兑现的支票而已”。

◢“信箱”传统到网红直播

《彷徨歧途》中,众多女性的来信明确说明民国女性的思想与困扰,相对带有编者主观意识的教学式《小姐手册》、《女子处世教育》、《主妇之友》等书,这些为读者解惑的“信箱”内容,才是让我们真正了解民国女性风貌的一扇门。或许正因这些来函的真实性,加上答者以朋友的身分,在读者最彷徨无助时,给予暖心建议,故让其在往后的时间里屹立不倒。在神州大陆风云变色的1949年后,指导式女用书随着时效逐渐消逝,而“信箱”式问答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女界范围,在香港不断发酿,经由出版商及报刊杂志出版类似“孟君信箱”、梁羽生“李夫人信箱”等书,甚至在资讯发达的现代,“信箱”式传统也并未消亡,只不过换了一个形式,从信函转化成电话Call In ,网红直播,持续倾诉着一代人的心事。


作者 : 萧永龙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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