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永龙／从《小姐手册》到西风信箱 想像的民国女性

吊诡的是，这些与女性相关的书籍，却绝大部分由男性编撰，加上内容带有指导性质，所呈现究竟是民国女性风貌，或只是编者对新时代女性的某些想像期许呢？《女子处世教育》编者石民尉，生平不详，笔者手中所藏虽为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七版，但内容提及“国难”，如〈国难期中的家庭设施〉条，就希望读者能在家中多悬挂“国耻地图……及现在战争的形势图，被灾的区域图等，使室内充满国难的景象”，以明了世界形势及国家情状，故猜想原书当在中日战争间完成。正是值此战事纷乱之际，使编者在内容编撰上加入自身的政治意图，故在第一章“小姐必读”中，就强调新女性“应以服用国货为荣”，而在“摩登”和“美”的标准上，也因时乱而与一般认知不同，强调“摩登”女性并不是外在衣饰、交际或起居饮食上的“摩登”，相反必须有理智，能自食其力，成为对社会和家庭有裨益生利的女性，否则“摩登”女性势必成为“末等”女性。而在“美”的标准上，也崇尚简单，突出“健康就是美”，外在的饰物应“均称与适宜”，认为“高贵价钱的饰物于美丽是毫无关系的”。这一切，乍看之下似乎是开明进步的思想，实则不然，石民尉之所以提出这套论述，全因“国难”，故强调朴素节俭，女子要自强自立，以达到救国的成效。

如果说《女子处世教育》是编者带有某种“国难”悲情，倾述他对当代女性的处世标准，那么于民国卅六年五月出版的《女界必携——小姐手册》则又呈现出另一风貌的准则。

◢《小姐手册》物化女性

编者徐遇安，生平事迹不可考，在这部《小姐手册》中，虽部分内容与《女子处世教育》相合，如两者均强调女性要有知识，一者希望女性多阅读报纸，以对国家大事，社会动态有所了解，另一者则强调要“从社会得到知识”，尽管两者取得知识之面向各不同，却均说明新女性要有学识。但在“美”及女性“妆容”上，两者又有全然不同的价值观，正如上文所述，石民尉在“国难”下，带入自己的理念，认为“健康就是美”，一切从简，乃至觉得“化装品是酒和鸦片的同类”，只会让女性失去“青春之美”，甚至引来“色情狂之群的追逐”，一不小心被惑，则将造成生命的悲剧。

相对而言，徐遇安并没有石氏的时代包袱，故其《小姐手册》的女性标准与石民尉不同，认为“美”可分作外表（包括行止、安谧、清静、艺术等）与内在（包括思想、品德、爱情），就算一个貌丑的女人，只要怀拥着美的思意美的心，有时更甚于外表的美（详见〈从爱美说起〉条），但在第四章“恋爱”中却清晰表达出“美丽是你的唯一可靠的武器”，一个柔弱的女子“能够征服刚强的男子，只因为女子的美丽比任何一切都来得伟大”，所以一些先天条件不足的女性，更应在妆容打扮下功夫，打磨好自己的武器，让男人成为“你的俘虏”，可见徐遇安对“美”的定义还是较倾向外貌的表现。相对《小姐手册》的物化女性，让女子以容貌为武器，俘获男人，《女子处世教育》在“国难”的前提下反倒提出“新三从四德”，认为女性的“容”不再是取媚于男性的工具，反而是一种自身整洁的态度。由是可见两部女界指导用书取向之不同，侧面说明这类书实际是在带有编者主观意识下完成，显现的是编者在自身女性想像下，所构建出的理想模范。

◢《主妇之友》用小说谈婆媳

这类指导式女界用书，文字较为沉闷，加上随着时间推移，女子自身意识将逐渐提高，书籍销量势必产生影响，故林淑华在《主妇之友》中，另辟途径，“为避免读者阅读时枯燥乏味”，特以小说的形式，在描述一对新婚夫妇的生活中，化入女界家庭知识，使它带有故事情节，有别于一般的指导内容。然而当我们细细品读，却发现里头仍是机械化地定出一条条题目，依此论述，如为了谈婆媳关系，就安排婆婆登场，让故事成了教条式家庭知识的铺垫。再者小说的张力在于戏剧化，林氏《主妇之友》所叙述的正是一般家庭生活，内容平淡如水，自难吸引读者，加上部分内容以例举一、二、三、四的方式带入家庭知识，如〈寂寞的排遣〉、〈家庭医药〉、〈产妇〉、〈幸福的家庭〉均是如此。故林淑华虽尝试以小说体裁，改造这些教条式指导型女界用书，却流于表面，且《主妇之友》出版于民国三十八年，由于时效的关系，一般指导式内容早难吸引女性目光购买，或许这类书仍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但绝难大卖，加上故事内容薄弱，种种因素，使此书最终并未热销，甚至在林淑华的芸芸著作中消沉，不为读者或学者所留意。也许《主妇之友》以日记小说故事为重心，夹带林氏《生死恋》的盛名，将更为畅销。

◢《彷徨歧途》反映女性状况

然而不管是石民尉、徐遇安或女性代表林淑华，在这些带有教学性质的指导型女界用书上，他们身为编著者，均是从指导者的高度，教条式地向读者传授知识，所勾勒的与其说是民国时期的女性风貌，倒不如说是他们个人主观意识下的女性标准，是个人臆想、期许下的产物。相对上述几部女性用书，由《西风》杂志出版的西风信箱——《彷徨歧途》则直接载录读者来函及主答者黄嘉音回信，这些转载的信函，明确向我们揭露时下女性的困扰与想法，故最能反映其时的女性状况，无疑为我们提供一个窥探民国女性风貌的窗口。

《彷徨歧途》内容涵盖“社会、家庭、性教育、心理、交际、婚姻、修养、健康”8个面向，内里的询问者虽有男有女，但女性来信率不低（民国女子识字率远不如男性，却能占有不少篇幅，可知此书在女界深受欢迎），加上《西风》本就带有摩登女性消闲生活杂志的特质，故将其旗下的“西风信箱”视作女界类书籍亦无不可。

下文试举几条，以见民国女性风貌。

佩珍女士在〈如敌似仇的夫妻〉条中，倾诉她与丈夫关系的不和与误解，却不愿离去，并非因尚存感情，相反是担心“如此一来，会失去人格与名誉”，可见旧社会的陋习，仍萦绕在女性身上。

如果说佩珍女士代表了受教育不高的群体，做不得准，那么叶子〈“薄命女”的追悔〉，则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摩登”女性代表。叶子在女性友人将订婚对象的不名誉事情告知后，追悔自己在没充分认识对方下订婚过早。如依现今标准，不适合大不了解除婚约，但在民国期间，婚约在法律上虽非正式行为，但许多时候，解除仍需经法院判决。再者，解除婚约，尚会对解约者带来名誉影响，甚至在往后婚姻上产生障碍，怪不得叶子在信件中自称“薄命女”了。

◢“少女能否给予男子第一信？”

如果说上述例子，主要反映在女性的婚姻观上，那么在个人地位及交际的拿捏上，她们也颇为犹豫，如洪伟涛女士在〈萍水相逢〉中，提及她在香港返广州的轮船上，遇见一位青年，此青年的态度“没有像普通的男子那样轻佻浮躁”，在双方交谈后，对方留下了姓名地址，洪女士虽有意去信，却苦于“在交际学上，少女能否给予男子第一信？女子之地位，是否因之而降低”而裹足不前。

至于丽霞女士〈人生的苦味〉，则向我们揭露新旧两代人思想上的冲突：失去双亲的丽霞女士，寄居在叔父母家中，但他们却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认为女子应当“无才便是德”，反对丽霞读书，“每天逼着我做些家事”。或在此不得意时，她接触到马克思思想，因此始说“我不无声息地屈服，做一个家庭的牺牲者。我要冲破黑暗的重围，解除束缚的枷锁，走向集团中去自谋生活。一个受压迫的人是绝对不肯放弃现实的，要以苏联革命的精神去奋斗”，其实这正是新旧社会交替间出现的问题，丽霞女士的叔父母出生于旧社会，自根深蒂固地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但还是供其上学，只是不准她在学后阅读，让其做些家务，而接触新思想的丽霞自是觉得受压迫，不知之后丽霞有无革他叔父母的命了？

◢控诉父亲好像有外遇

另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安于室的父亲〉中，林宜珍女士控诉自己的父亲“好像是有外遇似的，时常迟归，而且动不动就要吹毛求疵，在母亲身上发脾气”，虽然林氏并未提及自己对父亲的看法，但经由主答者黄嘉音的口吻，还是能就当时的女性地位看到一些端倪（由于回信面向全国读者，故某层面上，代表着大众的集体思维）。首先黄嘉音认为男人之所以有外遇，除了“自身不好，交友不慎”，往往还有更复杂的因素，“比方家庭环境不良，儿女吵闹，妻子不负责任或者不懂得负责任，把家庭弄得一团糟”。因此他劝诫林宜珍“切莫因为这一件事，便敌视你的父亲，吵闹不休”，免得“你父亲回来时，看见家人都是哭哭啼啼……那么恐怕他的‘迟归’要变成‘不归了’”。另秉持“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下，切莫把事情张扬出去，把小事化成大事，是于事无补的。除了上述两个消极的办法，黄嘉音亦认为，“要恢复家庭的快乐，非有积极的建设的办法不可”，故身为妻子的母亲或也有问题，她“可曾忽略了你父亲的幸福”、“或者是得不到妻子充分的温存与照顾”、“或者说因为妻子不能跟丈夫的脚步走，永远做个落伍的女子，叫丈夫的心灵上得不到安慰”，倘若有这种事情发生，“那是不能专怪丈夫的。因为他的幸福在家庭中既然被忽略了，那么他自然会到家庭以外去寻找安慰与‘幸福’”。

从上述讨论中，能发现此外遇个案的男性错误，已被黄氏合理化，甚至需顾及丈夫的颜面，不得外扬，更有甚者竟要妻子反省，女性地位之低下不言而喻。正如《小姐手册》〈争取自由平等〉中所说，“自民国以来，在法律的地位上说起来，虽然早已是男女平等，但实际上妇女那一样得到与男子同等的待遇与地位……法律，不过是一张永不兑现的支票而已”。

◢“信箱”传统到网红直播

《彷徨歧途》中，众多女性的来信明确说明民国女性的思想与困扰，相对带有编者主观意识的教学式《小姐手册》、《女子处世教育》、《主妇之友》等书，这些为读者解惑的“信箱”内容，才是让我们真正了解民国女性风貌的一扇门。或许正因这些来函的真实性，加上答者以朋友的身分，在读者最彷徨无助时，给予暖心建议，故让其在往后的时间里屹立不倒。在神州大陆风云变色的1949年后，指导式女用书随着时效逐渐消逝，而“信箱”式问答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女界范围，在香港不断发酿，经由出版商及报刊杂志出版类似“孟君信箱”、梁羽生“李夫人信箱”等书，甚至在资讯发达的现代，“信箱”式传统也并未消亡，只不过换了一个形式，从信函转化成电话Call In ，网红直播，持续倾诉着一代人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