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清洁工人／01】僱主频换 他们成了永远的“资深新人”

做完这些，3小时过去了，来到上午10时的早茶时间，休息半小时。迪拉玛接着要擦拭门窗，清理天花板角边的蜘蛛网和灰尘。中午12时左右，午休时间，她回家煮饭、吃饭，做点家务，匆匆一小时又要赶回医院。

下半场开始，早上的工作重来一遍，清空垃圾桶、拖地、擦拭桌椅，一直工作到下午4时下班。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仅换来政府规定的最低薪资1200令吉。迪拉玛通常一周留下来超时工作两次，有时加班至6时，有时到晚上10时。“不超时工作，只靠底薪，怎么够生活？”

迪拉玛说起其他同事，有些不获安排超时工作，有些还有子女教育、房车等负担，薪水扣除公积金和社险后，真正在手的钱连日常开销都不够用，还谈什么存款？她愤愤不平，更替其他同事不值。

说起这些薪资福利的事，她的声量明显变大，语速也加快。她是马来西亚半岛政府医院支援服务工会（Kesatuan Pekerja-Pekerja Swasta Perkhidmatan Sokongan Di Hospital-Hospital Kerajaan Semenanjung Malaysia）总秘书。

“一定要有工会，我们要团结起来，为工人权益发声！”

投身工会，凡事从头学起

马来西亚政府医院的清洁等支援服务，原本隶属于公务员体系，1990年代时任首相马哈迪推行私营化政策后才外包给承包商。每几年更换承包商，原有员工“重新获聘”，造成资深员工和新进菜鸟同酬同福利的现象，年资经验并没有反映在收入和福利上。以迪拉玛为例，1997年刚入行的底薪是500令吉，来到“宏愿年”2020年，她也仅能享有政府规定的最低薪资1200令吉，与其他新进人员无分别。

她分享，过往有承包商给予加薪30令吉或50令吉。2016年易手给承包商NS Medik时，底薪不增反减，由950令吉调降至900令吉，她累计的24天年假也被划一成8天。当时，她与同事向社会主义党时任署理主席莎拉丝（M. Sarasvathy）求助，几经争取才得以维持现状。

经此，迪拉玛一班清洁工人认为，必须组织工会争取及维护集体权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于1997年的马来西亚半岛政府医院支援服务工会，沉浸了近20年后重新启动，会员遍布各州各家政府医院。

迪拉玛投身工会，凡事从头学起。“我也以为加入工会很简单，原来会遇到那么多阻挠。”她举例，活跃工会的成员被单独调离工作岗位，不得利用午餐时间与其他成员见面、收取会费、加班机会减少等等。工会一名会员就饱受压力，目前接受心理辅导。

“我的主管也有找我啊，叫我不要搞工会。”迪拉玛当时回话，“可以啊，你（主管）享有那么多个月的花红和其他福利，都帮我们争取，好不好？”主管无话可说，迪拉玛更坚定告诉对方，“工作的事，你只要吩咐我都会做，但是我们争取福利、权益，就请你别插手。”

迪拉玛说，是丈夫影响了她。丈夫生前在工厂工作时也参与工会，每次听迪拉玛诉苦时都鼓励她，和其他同事集结起来一起争取权益。“我的先生说，如果只有你一人发声，没有其他人支持也是白费，你们应该要有工会。”丈夫支持她，也像顾问提供她意见。

与NS Medik的抗争持续3年，好不容易签署第一份劳资集体协约，工会提出的43项要求，雇主同意其中38项，不包括调涨底薪和常年加薪。不料，3个月后雇主就更换为Edgenta UEMS。

“换就换吧！”回想起当时情况，迪拉玛说，“但是福利不能减少，原有的就保留，不该削减我们的年假、公假、医药福利等等啊。”她申诉，公共假期减少，没有公司指定诊所，看病等医药福利不如从前便利。

疫情之下，清洁工人的付出才被看见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暴发，清洁工人的工作量大增，凡事手触摸得到的地方，每张桌椅，每面墙壁都要重复消毒。迪拉玛说，高峰期时非得加班，工作才做得完。清洁工人身在前线，每天上班也佩戴口罩，穿好几层围裙，至少套3层手套，装备完毕后经护士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她说，医院曾发现可疑病例，病人很快被送往中央医院检测，报告出炉之前连清洁工人也不能离开。“万一确诊，我们所有人也都得留下，幸好最后我们都没事。”

疫情严峻，民众才较为注意到清洁工人的付出，迪拉玛从社交媒体上感受到尊重。在她心里，医院清洁工人是高尚的工作（Kerja mulia）。“病人的纸尿片其实很重，你知道吗？”她早已习惯处理这些事务，轮到照顾自己父母时，显得得心应手。

医院清洁被视作3D（危险Dangerous、肮脏Dirty、困难Difficult）工作，迪拉玛常常得清理粪便，垃圾中也常出现沾血的棉花，或没妥善丢弃的针筒，都有潜在风险。“请政府官员看清楚，如果清洁工人一天不工作，医院还能运行吗？”

本地人需要工作，也不拒绝3D工作

6月2日，工会在怡保苏丹后拜润医院（中央医院）前进行罢工纠察（Picket），抗议雇主打压工会成员。工会财政桑迪兰、执行秘书莎拉丝、工业关系协调员丹娜以及两名社会主义党成员最终被警方逮捕。他们于6月4日被控在行动管制期间群聚，违反2020年防范及控制传染病条例（疫区内措施）第7（1）条文。

桑迪兰（52岁）回忆，“被逮捕我并不感到害怕，只是扣留的那一晚很担心孩子。”他也在乌鲁近打幸福医院服务，负责清扫医院宿舍。清洁工具储藏室外摆了一张长凳，几张桌椅，是他的“休息室”。桑迪兰下班了，我和他坐在那聊天，一旁还有一个新进员工。

本地人不愿从事3D工作，得依靠外籍劳工，似乎是个迷思。桑迪兰指着新同事，本地人，不就来当清洁工人了。在医院清洁工领域，本地员工占绝大多数，多达60%是马来人，80%是女性。

“本地人需要工作，也不怕工作难，问题是薪水真的太低了。”

他曾在病房服务，对病房的工作了如指掌。是不是因为活跃于工会才被调职到宿舍区？他也存疑。因为不在病房服务，工作内容没那么繁重，意味着没有超时工作的机会。每个月只有1200令吉底薪，扣除公积金和社险，所剩无几。

工会为集体权益发声，有积极正面作用

6月2日至7月3日采访当天，卡利亚（60岁）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超时工作。他猜测，与自己参与罢工纠察有关。“不用争啦，争的话可能还会被kacau（招来麻烦）。”比起迪拉玛和桑迪兰，卡利亚显得温和许多。

他在中央医院胸腔科病房工作，因有肺结核病人，风险较高，长期得穿戴医护围裙、手套和N95口罩工作。唯冠病瘟疫期间防护设施不足，现在仅用一般三层医用口罩。

罢工纠察以前，卡利亚偶尔从下午4时加班至6时。家住红毛丹（Tanjung Rambutan），距离怡保约半小时车程，他通常不会加班到太晚。他的孩子在槟城念书，与朋友合租房间分担租金，半工半读支付自己的生活费，多少帮忙减轻负担。

卡利亚是工会执委，他相信工会为集体权益发声，多少起了一些正面作用，“至少，现在能感受到一些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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