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前景與困境──胡金倫：書有自己宿命

“还是会有人喜欢阅读。”胡金伦认为依然有人喜欢纸本书，有人喜欢走进纸墨文字之间，“只是外在环境会影响对方读书的心情和选择。”台湾每年畅销书会随着环境而定，比方说2017年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和《情绪勒索》，恰好引起一阵舆论，刺激社会探讨，形成一个民众话题；2018年以多益英语鉴定考试书籍为主；2019年却注重在人物。他观察大家一直围绕在高涨的政治氛围之中，“从去年市长选举到今年总统大选，吸引大家目光去关注选情，而不是把心思放在阅读上。”这无形中也影响了民众选书取向，因而台湾上半年畅销书籍均以政治人物为主，其他文类则表现平平。 

联经出版公司每个月需要出12本书，当问及要如何调整力度或着重在哪些文类书籍时，他回答，“一定是看类型的，我们每个月出版会有人文、学术、语言和学习，我们还得和业务部、行销与网络一起讨论和发挥新书的宣传点、话题和刺激（市场）。”胡金伦以张贵兴《野猪渡河》为例，由于对方是重量级且具高知名度的作家，相隔17年才出新书就是一个话题。接着，这部新书水准比以往更超前又会是宣传内容，再搭配作者本身的地位和口碑就添加优势。倘若一本新书内容刚好有时效性，与国际时事、经济有关，比如探讨中美贸易，书中观点又格外犀利有理，处处一针见血，自然也会引起民众注意。 

全媒体方式推广书籍 

如今台湾出版社的印刷量已经开始减少，胡金伦坦言以前一刷是三四千本，畅销书初版可印刷5000本。如今大减数量，业者一刷只敢印1500或2000本，毕竟必须顾及成本，无法每次少量印刷再出推出市场。读者购书率下滑的事实也令出版社不想要库存，避免囤积成为公司不动产。 

全台湾出版社一年出版四万多种文类的书籍，联经出版公司一年就出版160至180种文类。“这些数量也包含课本，但也有出版社一年只出版一或两本书，每家状况不一样。”书店可说是台湾的一个地标和文化软实力，数量也非常多，滋润了一大片文学土壤。然而，近年不少书店支撑不下倒闭。胡金伦说，台湾出版量不减，但读者不断流失，从而造成高退书率的现象，出版社便得用尽方法推销书籍。现有方式不外乎脸书发帖推广，通过网红、YouTuber拍摄影片行销，或用Instagram或Line宣传。 

“现在反而进入了一个全媒体的时代去宣传书籍，我们也请网红宣传书籍，无论IG、脸书或Line，当世界和读者在进步的时候，出版社不能停留在传统方式，必须同时进步。”胡金伦毫不掩饰的说，除了找寻合适的网红，一切还得视乎财务预算，愿不愿意为一本书投入这些成本。在视频时代，书籍封面除了要吸睛，接着再靠网红们用酷炫的视频宣传，用视觉与听觉挑起读者兴趣。 

开发新“IP” 

胡金伦指出，这一两年全球都面临经济不景气，出版业者也都叫苦。一年出版量可能上千万或亿种文类的中国出版业也不见得兴盛，畅销书与滞销书均各有比例。对此，中国出版社开始找寻出路，不断积极物色当红网络小说或找写手创作，创造网络小说“IP”（Intellectual Property，智慧财产权），让影视制作公司翻拍成电影或电视剧。 

对比翻拍经典作品，网络小说题材非常新颖，充满趣味、娱乐、生活、幻想和通俗等元素，让普罗大众很轻易买单。中国影视公司显然不会放过网络小说IP改编成影视的商业价值，大量开发玄幻、仙侠、武侠、竞技、都市等题材。胡金伦称，这个现象是否长久必须考虑两个层面，第一、这种题材流行之后，中国政府会不会力推？比方说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的一部中短篇科幻小说作品《流浪地球》改编成电影，可以彰显其文化软势力；第二、当这些古装或后宫剧卖得太好时，中国政府会因其剧情收紧限制，包括之前封杀宫斗剧，不允许展示“不健康”的题材。 

有声书是下一波趋势？ 

常有人说出版业是夕阳工业，但他一直看到出版业者不断创新，跨领域合作，制造新的模式。他举例规模庞大的中国出版市场如今是一片红海，大家相互抢市占率，但涉及太高的成本，因此有人杀出“血路”，推出电子书，陆续再把纸本书和电子书变成有声书。他观察到有些作者将书籍内容重新划分，整理成12或15堂课，重新录制一个有声书。时间都不长，每集大约15分钟，内容精简扼要，对于想看深入完整内容的读者就必须阅读书籍。现在甚至也有人制作视频读书，让读者在通勤时可以听书。 

“现在音频和视频开始慢慢在台湾冒起来，当大家看到纸本书市场走向低迷，很多人不想投资时，就会把纸本书原来要花的成本投入制作视频和音频。”胡金伦却认为台湾主要仍以纸本书市场为主，有声书市场还未成熟，变相出版业会慎重考虑是否愿意投注这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做有声书。“有声书计划（虽然）还没办起来，但是现在很多出版同业花很多行销心力，去做视频和音频。这是因为走到了一个阶段，他们需要转型而发展出来的。” 

胡金伦非常着重书籍封面设计，回想起20年前，整个社会阅读风气以内容为重，封面设计只是次要。现今读者会看重自己每一笔花费是否值得，“以前花100令吉是买内容，什么封面都可以接受；现在付100令吉，不只要求内容，还包括设计美感。这也让设计成为书籍内容的一部分。”他直言，想要脱颖而出，漂亮夺目的封面非常重要，倘若第一眼无法让读者拿起来看，甭说要吸引他往下翻阅。视觉感受是决定读者买书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不卖书，卖版权 

针对书展的受欢迎程度，他直指许多国际书展已经走向销售书籍版权，而鲜少注重在销售书籍。“国际上有很多书展纯粹销售版权或谈版权，没有销售或贩售记录的。台北国际书展早期以销售为主，这几年开始慢慢转型，走向版权交易。”许多国家的出版社希望能把自己国家的作品介绍到台湾出版，他也看到有些台湾出版社开会讨论，看能否将台湾作品翻译成别国语言出版。马来西亚国际书展几乎还是以销售书籍为主。 

“国外版权输出的市场不会把马来西亚视为主要市场，如果想做中文版，比如简体版就会找中国，繁体版就面向台湾或香港。”他认为马来西亚市场还是很小，台湾出版的书籍可以推销至中国、香港、大马，反观大马书籍比较少机会推销到其他国家地区。 

编辑要主动出击 

身为资深的编辑，胡金伦笑说，不能再等别人投稿或捧着作品上门。这个时代更需要编辑主动出击，上网找或到处挖掘有才华的作者。进入网红时代，又会否有很多想出书的网红与出版社接洽？他说，“很少网红会主动找出版社，因为对方已经认清了自己的知名度，不太会找出版社。”不少有志于出书的素人也会测试市场水温，先把文章上传到网上，吸引粉丝按赞留言，累积读者和粉丝的基础后，才考虑要不要出版书籍。同时，一些网红也有经纪人，编辑就得去找经纪人洽谈出版书籍事项。 

对他而言也曾遇过“投资”失败的情况，“出版之后，市场反应不如预期，这（情况）非常多，我相信很多人会遇到，只在于小赔或大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