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惟诚.承认错误很难吗

认错，是一个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的事。在封建时代，领袖的权力集中，而且身份尊贵、地位尊高，要他们向身分、地位较低的下属、民众认错，是有损自尊、破坏威望的事。既然领袖不能认错，那他们很自然的就不能被批评，所以古时的政府无论东西方，都有严格管控言论的惯例，从而避免人们公开批评领袖，并强迫他们认错。

因为认错在古代官场是一门“技术含量”极高的事，所以一旦有领袖出现认错行为，必定会令民众受宠若惊，比如汉武帝刘彻在公元前89年，因为察觉自己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的行为导致国力衰退，自省后向民众道歉颁布的“轮台昭”，就被后世传唱。在18世纪从阿拉伯传入西方的《天方夜谭》著作，以国王残暴开篇，到国王忏悔收尾的故事线，也一度让当时的欧洲民众为之疯狂。

人类社会到了宪政民主的时代，自尊变成了全民皆有的情感体验，当代宪法一定会出现的“基本自由”（fundamental liberties），就是为了要保障民众自尊（self-esteem）而存在的。因此，在民主时代，领袖的威望源自于民众的信任，所以他们能够被批评，而民主制度的存在，除了尽可能遏止独裁者、篡政者的出现，也是要确保做错事的领袖能够被问责，不会一错再错。

尽管民主制度有问责的惯例，民众也有纠错，并要求领袖认错的权利，但人心不古，现代社会的一些领袖依然会因为面子和尊严问题，在做错事、说错话时，难以放下身段，向身份不比自己尊贵、崇高的民众认错。当然，也有不少愿意认错的领袖，但撇除一些真心悔过的，剩下的要么是死鸭子嘴硬，掰到疑点处处还要继续掰，要么就是认错认一半，再将另一半错误归咎他人。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到近来的大马政坛，恰好都齐备了这各类型的领袖。首先，是外交部长希山慕丁。上个月他在国会会议进行期间吸电子烟被抓包，经媒体大肆报道后二话不说，立刻道歉，再乖乖缴罚款，其之后在下议院被在野议员质问时，一脸无奈地说：“你还想我怎样？”，顿时狂收同情票，坊间要求在野领袖不要咄咄逼人的呼声越来越大，争议很快就因而消停。

这是本地政坛少有的优良示范。至于不良示范，就多咯，这两、三周信手拈来就三个。其一，原产业部长凯鲁丁被发现从土耳其回国后没有隔离，尽管其最后有道歉兼缴交罚款，但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装糊涂，理由从执行公务到举家旅游，从土耳其是绿区到皇宫认可自己无冠病，越掰疑点越多。要不是因为闪电大选、沙巴州选等议题转移了视线，他是很难从这议题中抽身的。

其二，因为指责沙巴女大学生薇薇奥娜“爬树应考”视频造假而成为焦点人物的通讯部副部长查希迪。虽然被发现言论有误后查希迪就立即道歉，但也把过错推给财政部第一副部长阿都拉欣，说是被后者所提供的讯息误导。尽管查希迪周四（10日）在国会上议院再度公开道歉，但他也已经是认错认一半的典范，被人打倒还要抓一把沙的态度已深入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