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法院去年宣判大马籍青年杨伟光运毒罪成判处死刑。之后杨君申请总统宽赦为终身监禁，但被该国政府拒绝，其代表律师即重新启动上诉申请，而新国上诉庭在今年5月驳回杨君上诉，维持原判在8月杪问吊。

我国政府和民间舆论多倾向同情杨君，民权组织甚至发动“为杨伟光请命”活动，无论朝野都指责新国执法不公，司法部长未审先判，剥夺杨君申请新国总统宽赦的权利。一些民权组织认为，新国宪法21（p）条赋予总统在内阁建议下宽赦罪犯的权力，因此杨君不应例外，而司法部长预先表示不同意宽赦等同剥夺总统审核宽赦申请的权力。

实际上新国宪法21（p）（2）条已明确指出，对于已被法院判死刑而后在上诉庭上诉被驳回的案件（如杨君案），新国总统若收到宽赦申请必须将上诉驳回判决报告提交总检察长，并由后者将报告和本身的书面意见，经由总统提呈内阁寻求建议，很明显总统在此时只肩负着行政和司法的沟通桥梁。至于指责杨君案面对不公的舆论，新国宪法9（1）至（3）条文确认个人享有寻求任何辩护管道的基本权利，虽然没明文规定，但已暗喻包括总统宽赦。

但要注意的其实是新国宪法内有列明3种不受宪法个人基本权利保障的情况，即9（5）条的敌国侨民、由议长下达的藐视国会罪而被逮捕者，以及9（6）（a）条因威胁公共安全、和平与良好秩序而被逮捕者。很明显，在新加坡拥毒、犯毒和吸毒都是威胁良好秩序的重罪，而9（6）（b）条同样也让吸毒者不受宪法基本权利保障，因此吸毒者一旦被逮将会被强制送往戒毒中心改造。由此判断新国政府确实有权力拒绝毒品死刑犯的宽赦申请。

在新国的严峻法律环境下，不难理解该国政府对贩毒的高度敏感性，作为一个现金流通相对自由的国际贸易港，若执法不严可轻易成为毒品交易和转运站，因此新国向来都视拥毒为滔天大罪，一旦被逮必会被罚以重刑，如新国《滥用毒品法令》第二清单已规定，只要非法运送超过30克的海洛因，死刑是唯一刑罚。因此就算杨君顺利上陈申请总统宽赦，应该过不了总检察长和内阁，因为避免首开先例的司法考量，是英系法律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