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人物／​夏美玉 发挥纪录片的最大影响力，让社会不同的声音也能被听见、被看见

“Tembak  aku  dulu!”妇女抱着襁褓中的婴孩挡在执法人员跟前怒吼：“想拆我房子，就先开枪射我！”

1993年，大学刚毕业的夏美玉肩上扛着摄影机记录眼前各种画面：“咚咚咚、嘭嘭嘭”，这头怪手在强制拆迁木屋，那头居民有的与执法人员对峙，有的待在屋里誓死守住家园；联邦后备队和警察驻守现场……

“哇，那个场面……”27年前在吉隆坡冼都甘榜朱芭达（Kampung  Chubadak）政府强制拆迁现场的画面历历在目，那是夏美玉第一次目睹拆迁，场面震撼。撼动人心的还有一个个坚毅的精神面貌，尤其是那位站在枪口前的母亲Kak  Wan。

夏美玉当时在非政府社区传播中心（KOMAS）工作，得知冼都、增江、万挠等地方居民都面对强制拆迁，前往记录。她把几个故事结合起来，搭配访问、旁述，制成她的第一部纪录片《RumahKu,  SyurgaKu》（我的家，我的天堂）。

“那时还是用VHS录影带。”1990年代没有迷你DV录影机，没有SD记忆卡，没有DVD光碟，VCD才面世，没有电脑软体，影片全是手动制作。剪辑时需要用双层录影带机，截取一段画面得在这头播放，那头录下，字幕另外打字放上。“很酷吧？不过其实很难啊。”

《RumahKu,  SyurgaKu》对夏美玉的意义并非技术或制作成就，而是参与他人生命经验。哪个村落有状况，她第一时间前往纪录，村民开会讨论，她也在场。“我在那里认识的朋友，个个精神态度都很鼓舞人心，到现在我还记得他们。”

更重要的是，她看到纪录片发挥作用，帮助弱势的村民发声，并透过社区放映，提高村民的权益意识。

看到现实社会的不公，想要为有需要的人发声

进入KOMAS以前，夏美玉曾在影片制作公司从事剪辑。“真的是‘剪’片哦，把带子剪断再用胶纸黏起来”。那半年，她做过洗衣精、牙膏等广告，每天工作超过15小时，扣除睡觉的时间，所剩无几。星期天到教堂礼拜，偶然听到一些内安法令的消息。“竟然是从教堂听到这些议题！”她开始怀疑自己做的事不那么有意义。

这个槟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校友，在校时是学运分子，参加人权运动，认识原住民组织。课余时她到槟城圣尼古拉盲人之家当志工，周末跨海到吉打居林双溪乌拉园丘陪小朋友玩，哪怕并不谙淡米尔语。每次来回车程就耗了半天，到了园丘只待上几个小时，“那时真的很理想主义。”

课堂所学的学理都能用来解释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公现象。占据社会上层的政治人物、富人透过掌握媒体资源来传播一些意识，维持他们的结构稳妥。所以毕业时，夏美玉并没有考虑到主流媒体工作，“每家新闻媒体都掌握在政党中，那就是马来西亚的现实，那我还能做什么呢？”

到商业制片公司，她有感不能延续大学所学，为需要的人发声。恰好，1993年KOMAS成立，她加入其中成为助理。头两年过得特别兴奋，足迹遍布印尼、越南、柬埔寨等地。“我们去了很多乡区、小岛，教导当地人如何拍摄和纪录，建立社区传播力量。”

想借助纪录片影响力推动社会改变

2003年，KOMAS 10周年之际，成立自由电影网络（2016年注册为非营利公司），举办首届自由电影节。

夏美玉记得当时在吉隆坡一家私立学院的停车场举行，很多非政府组织前来支持，场面很热闹。他们在走廊张贴关于内安法令、巴贡水坝等议题的海报，一位比较“政治正确”的校董见了问起，“到底是谁允许这些活动在校内举办？”

那也是自由电影节最后一次在该校园举办，尔后每年都换场地，也许内容太政治不正确了。2013年放映《停火地区：斯里兰卡杀戮战场》（No  Fire  Zone:  The  Killing  Fields  of  Sri  Lanka），KOMAS协调员丽娜辛德莉（Lena  Hendry）甚至在2002年电检法令下被判罚款1万令吉。

其实，这些纪录片是有“市场”的，电影节年年都大受欢迎，很快地拓展到槟城和柔佛。尤其，很多禁片在新加坡不得放映，新山场吸引很多对岸观众。从前网络也不如现在发达，观众的选择不多，电视台、报章媒体看不到警察权力等沉重议题。

渐渐地，自由电影节不断拓展议题，回应时代，也就是社会当下有什么事情是没被留意的？像今年获选的片子就包括弃老、药用大麻、农地等。

近几年他们也致力延续纪录片影响力，如何让纪录片推动社会改变。例如2018年的 《The  Story  of  Kam  Agong》，讲述砂拉越山区孕妇因医疗过失死亡事故，唯一的诉求是在老越（Lawas）建一座医院。

自由电影网络成立了委员会，成员都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志愿人士。他们参与妇女节游行，制作资料图，宣传议题；在砂拉越山区分发随身碟和光碟给村民，提升意识，同时施压政府正视问题。

夏美玉透过希盟的人脉，在诚信党妇女大会播映这部片子，观众包括时任卫生部长祖基菲里的夫人。待有机会和部长见面时，他已经了解情况，随后也到当地勘察。唯，医院建设在公开招标阶段遇上一些问题，到现在还没建成。

“以前只是放映，希望更多人能观看；现在是付出更多努力，确保纪录片的力量最大化。”夏美玉的目标更加明确，从纪录片开始策划之时就设定好要走多远。

政府政权更替动辄影响社会议题纪录片发展

自由电影节初时的遭遇，其实也反映政治氛围对媒体的限制。自90年代投身纪录片领域，夏美玉直言，马哈迪1.0时代气氛紧张，社运风险大。“当时社运不如现在，如果出事，没什么人会站在警局前声援你。”

父亲常反问她：“林吉祥都每天被逮捕了，你小猫一只，以为可以做得比他好吗？”父母担心她，尤其畏惧内安法令，但还是很支持女儿的工作。

现在，社运活动参与和声援的人都变多，媒体也有相关报导。这有赖于社交媒体盛行，人们接触的资讯多了，打开眼界和思想，才慢慢打破从前威权紧张的氛围。

2008年308大选后，雪州换政府，约于2010年开始赞助电影节，州议员也拨款支持。夏美玉坦言，多了这些资源才能继续办好活动，可以聘雇正式员工，补贴志工，减轻工作人员负担。

2018年509大选，中央政府政权更替，对电影节而言更像是度蜜月，办活动少操心了许多。然而电检法令、国家电影发展局法令、通讯及多媒体法令并未修订。“只要法令在，它很容易被任意使用，就像最近半岛电视纪录片风波和Lena  Hendry案。”

希盟政府执政期间，夏美玉是国家电影发展局（FINAS）顾问团成员。虽然只有一年，她有机会认识商业影视圈，也让他们认识社会议题纪录片。

在她看来，社会上不同的声音，贫富差距、文化差异等议题都应被听见、看见。电影发展局和政府应该投资和支持社会议题影片制作，让边缘化群体有机会诉说自己的故事。这也是促进国家建设的一环。

夏美玉曾要求希盟政府时任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让自由电影节的纪录片在电视上播放。他们甚至选出最不敏感，适合电视放映的片单。“但是进度非常缓慢，从前的反对党成了执政党之后，事务优先顺序改变了。”她虽明白情势操作，却难掩沮丧。

她在电影发展局的政府电影基金小组时，也制定了更透明、长远的企划书，差一点就要通过了。但公务体系繁杂，一份企划牵涉不同部门，间中有很多阻碍。

2月份喜来登政变，大马又换政府了，夏美玉感慨，自由电影网络的处境好像又回到原点。“希望下一代的政治人物一定要追求改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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