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别光顾政局了，我们还有经济危机

面对全球疫情未见褪撒，带来负面影响之际，多国政府都没有停止政治选举工程，对执政党也较为有优势，这是出于大部分选民承受疫情打击太大，在心理上不期望政治再有变动带来不适。

多国政府也已不再对疫情完全消散抱以期望，宣布进入“后疫情时代”，今后的抗疫过程必须附带经济复苏的措施。

就如邻近的泰国，在疫情完全消散前，已将经济复苏的起点放在旅游业。人口流动对抗疫管制是具有风险和挑战的，但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对恢复庶民经济的效果又是那么明显。不得不提的是，泰国政府正面临社会示威前所未有的冲撞王室权威所带来的压力。相较于泰国政治动乱下的经济复苏计划，与我国半岛南部相对望的新加坡，执政党在提前的国家大选安稳续任，接下来的5年全力以赴恢复经济。新加坡没有长期和蓬勃发展的示威运动，在野党对政府形成的政治角力充其量是良性的压力而已，不过，极有可能的是，“新加坡模式”未能让经济奇迹再发生的话，将会是李氏政权衰败的突破口。

总结而言，应对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考验不仅有我国，而且政治议题会让人暂时排解经济的恐慌感。

从疫情初发期到现在，我国政局动荡已从西马延烧到东马，不着痕迹的占据新闻版面。政府要求国民维持人身距离，降低了人们参与集会的欲望，选举活动却一波接一波的进行，朝野政党将国民的视线引导在政局上，而非关切政府承诺要投放救援经济的配套已经总共高达3150亿令吉。

这3150亿令吉，包括希盟垮台前推出200亿令吉的救援计划，国盟宣布2500亿令吉的振兴配套，以及现今350亿令吉“短期经济复苏计划”。这比过去任何时期的振兴拨款都还要庞大，而我们在缺乏官府运作的信息以及专业的经济学知识下，怎样有信心去监督政府砸大钱救经济的措施？

令人较有感的，无疑是较广泛分配各阶层的现金援助计划，从默迪卡民调中心最近的报告显示国盟得到国民认可的巴仙率是51%，相较于希盟只得25%，可见它提升国盟的政府形象是奏效的，哪怕对振兴经济体系而言，只是杯水车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