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鲁丁终须面对法律

经过3个月的纷扰，总检察署最终决定不提控未遵守海外归国居家隔离的原产业部长凯鲁丁，原因是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凯鲁丁违令。此项决定再度引起国人非议，认为当局在执行防范冠病的标准作业程序上存在双重标准。这一次不仅百姓心有不忿，朝野政治人物及非政府组织亦纷纷表达不满。

总检察署决定是否提控任何人，必须根据警方提呈的证据，在本案中，负责检测凯鲁丁的卫生部官员，并未根据1988年传染病控制及防范法令第15（1）条文发出14b表格给部长，以进行居家隔离，故总检察署认为证据不足。

由此可见，这是卫生部官员的疏忽导致证据不足；但是，卫生部之前已经向凯鲁丁开出1000令吉罚单，这是法令规定的最高罚款额。举证的责任也不落在卫生部，那是警方的职责。

有别于其他的案件，在疫情反复，人人草木皆兵的状态下，遵守SOP是防疫的最低标准，政府一再提醒人民严格配合，以压平疫情曲线。但凯鲁丁身为政府一员，竟然落得众口悠悠。个案备受关注，所以民众的反应和回馈，在本案中不能被忽视。

国人质疑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调查和决定提控与否，时间拖太久，调查报告在警方与总检察署之间来回几次，民众已经失去耐心，因为若是一般民众，早已面控并被定罪。

二来，一名部长俨然犯错，政府口头上必将严惩，行动上却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完全没有向人民展示无论地位高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决心；慕尤丁应该以行动来证明，但从“藤鞭论”到这一次不提控凯鲁丁，人们的不满不但未被消除，反而更进一步加深“双重标准”的负面观感。

其实，更大的责任是在于凯鲁丁本身。这一次凯鲁丁逃过被提控，伊斯兰党内马上加以政治化，由始至终袒护凯鲁丁，完全忽略身为部长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