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10:00pm 22/10/2020

吴健南.修法与严惩之间的距离

作者: 吴健南

日前在新山某十字路口发生的迈威撞飞本田雅阁轿车犹如自杀式袭击的骇人车祸，任谁看了都会对涉及吸毒和无牌驾驶女司机的不负责任行为感到忿忿不平和怒火中烧。同时也对奉公守法却无端端飞来横祸而无辜丢命的海军死者和其一家四口（留下太太和3名幼龄孩子）感到万分心痛和同情。

但更令许多人难以接受的是，犯下有关严重疏忽和危险驾驶罪行的女司机，最终在新山推事庭面控时只是轻判6年7个月监禁、罚款1万1300令吉以及6年内不得申请驾驶执照。这合理吗？

法律哲学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则，乃惩罚必须与罪行的严重性对称，才能彰显正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里，要达到这种赏罚分明目标可说一点也不容易。或者更贴切而言，是障碍重重。

交通部长在肇祸女司机被轻判后提到，其中一因素在于交通部早前提呈并甫于国会通过的2020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尚未在宪报颁布和生效；并透露国家元首已于上周签署有关修正法案，而交通部也将于本周开始根据更严厉的交通法进行执法。

当然，交通部和立法单位在这方面的修法努力，以及保障公路使用者安危的用心，毋庸置疑固然值得一赞，也算是踏出了良政改革的第一步。

当局是援引陆路交通法令第44条文（在酒精或毒品影响下导致他人伤亡）提控女司机，最高刑罚只有10年监禁、2万令吉罚款，和吊销或不允许申请执照不少过5年。倘若女司机是在交通法令被修正后肇祸，其最高刑罚则将被提升到监禁不超过15年、罚款不超过10万令吉，以及吊销或不允许申请驾照不少过10年。

但问题是，即便无法做到时光倒流，但就事论事以个案分析，肇祸女司机之所以被轻判，真的跟未修正的交通法令有关吗？我不完全如此认为。原因再简单不过，即便在旧的交通法令下，肇祸女司机也没有被判10年极刑而只是被轻判6年监禁。换言之，即便是在如今已生效并已修改的最高刑罚15年监禁相关条文下，她还是有可能而且有权被轻判6年监禁。

是的，这就是所谓三权分立原则底下的立法和司法分工。虽然国会已同意制定更高刑罚严惩鲁莽、醉酒、吸毒驾驶等不负责任使用公路举措，但最终是否要援引有关最高刑罚来制裁犯错者的拍板定案者还是法官本身。

简言之，立法者的权限顶多只能向司法单位针对某项罪行刑罚划出一个判罚范畴界限，如上述第44条文原有的3至10年监禁，或修改后的10至15年监禁。但最终还是由法官根据个案基础和本身斟酌权在有关范畴底下作出最终判决。

当然我知道有人认为既然被告已坦然认罪和向受害家属道歉，所以无需被判极刑。但我倒认为在整个事发过程已被全程录影的证据确凿情况下，被告即便像年前发生在槟城的休旅车被撞至坠入海底车祸被告一样，选择抗辩显然也处于绝对劣势，更无法改变其严重过错所造成的重大伤害。

无论如何，大马司法制度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个完善且价值不菲的制衡制度即上诉。因此，即便肇祸女司机已主动认罪，但根据刑事程序法典，作为主控官的总检察署若不满意有关刑罚过轻，还是可进一步上诉至高庭要求提高刑罚。

但吊诡的是，追根究底从更宏观角度而言，掌握过大或独有刑事提控权的总检察署，有时比法官掌握更关键和微妙的主导权和影响力。因为他们有权针对任何被告的一项或多项罪行，决定相关控状。

可别小看这种控状的重要性。我就曾经处理过一些类似个案。例如只是一起业者售卖没有SIRIM认证的数十令吉蓝牙耳机给客户的轻微罪行单一个案；但当局竟然可以把一项罪行硬拆为2项控状，分别起诉业者个人和公司，并要两者皆付出上万元罚款的双倍惨重代价。

但令人不解的是，上述肇祸女司机除了导致有关海军死亡以外，其实也同时致伤了另一名在本田雅阁旁边的宝腾花蝴蝶年迈司机，那为何当局却不援引有关法令第44条文增加另一控状，以施以双倍或更高监禁刑罚？

既然当局早前在同样发生在柔佛的汽车撞死8名蚊型脚车少年骑士案件，亦可针对车主沈可婷的无罪释放判决进行上诉，此案岂不更应该这么做？

而事实上，这不也牵扯到大马更错综复杂和漏洞处处的另一三权分立单位，即政府的执法不严问题？

我时常强调，大马拥有一套可媲美英国的完善法律，但主要不给力的是执法单位。商业诈骗集团可以在大马肆虐横行，不是因为他们的骗术太高明，而是我们警方的调查太敷衍。我曾经处理过一宗无知青少年租借银行提款卡给诈骗集团个案，明明其所有银行账单已清楚记录相关存款皆悉数转账到另一有名有姓受惠者户口。但当局竟然可以视而不见这重要线索，只是选择性向有关出租户口代罪羔羊大肆开刀。

无论如何，我还是得强调，立法者愿意展现政改决心，那始终是好的开始。但距离严厉执法和严惩犯错者，则还有一段不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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