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国际新体系应朝向人类生存的共同体

如果拜登不负众望，将带领美国回到国际“大群组”来，与各国重新共建新的国际秩序。但时移事易，病毒冲击世界以来，威胁涵盖全球族裔、宗教、国家，任何国家都不能独立克服，即使大国拥有充足的资源对抗疫情，但受各国疫情困扰，对其经济发展和国民的健康安全也有所威胁，因此以经济互惠建构的国际体系需有改革，各国政府受迫于思考影响人类生存的合作关系。

当多国纷纷宣布封城、封国或紧急状态为国民生活带来自由限制时，有一些偏远的地区面临粮食短缺、营养不良、儿童辍学、药物不足、女性遭遇性剥削等这些难以想象的人道危机。英国《柳叶刀》期刊的社论点出了“尽管疫情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但是同样需要关注其他人道主义危机。” 那么，究竟有多少人需要人道救援？联合国于去年12月宣布为2.35亿人，比2019年的人数上升了40%，需要至少350亿美元的经费帮助他们。

所谓的人道主义，在西方起源于对人本关怀而诞生的社会精神，在东方有中国百家思想对治天下的各别主张，其中也离不开对提倡“行仁政”和“无为而治”等的主张以实现农耕居民安居乐业的目的。而所谓的新国际秩序就应该强调更多的人道主义，即便对应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是有冲突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众所周知国际体系必须吸纳多元的跨国性集团，如今更是如此，因为无可否认国家的功能在这波疫情体现力有不逮之处，而非政府组织和社区服务机构、宗教组织等虽未必能供应资金，可是不乏有专业技能的自愿者分担国家政府的人道工作。

病毒增加了人权更多方面的挑战，原本发声不大的弱势族群，此时的生存权利更如雪上加霜。联合国妇女署指出，家暴的案件自病毒全球大流行爆发以来增加了25%。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有全球18亿名儿童受出行限制措施的影响，不能上学或在隔离的期间遭受了家庭暴力与虐待。疫情导致失业率增加，也使儿童的家庭生活不好受。政府需要民间自愿团体的辅助以网罗到更多的社会细节，可是，若继续捍卫传统而以其为不可攻破的原则，社会内将持续有特定人士享有特权之外，真正的弱势族群却缺乏完善的保护机制，故社会也越来越需要人道工作团队去纠正政府，未来更应该有国家和非国家的角色一起主导国际秩序。

过去的去殖民化和发展国家经济的因素，将相似经历和立场的国家连结起来，作为“命运共同体”；如今的“命运共同体”既要强调联合对抗自然和病毒的威胁，就必须以超越经济和政治，即在各种游戏原则中强调人道主义的立场。

不过，这确实也是考验着国际合作援助迈向非营利的全球化，在经济领域进行互惠互助可同时交换利益，国际援助却很难确定一个国家投出去的资源和人力会何时得到回报。万事起头难，既然病毒危机创造了国际体系重新洗牌的机会，还是得一试，教科书上强调的人类智慧和无私、大爱在这时局能否体现出来，取消族裔、性别、宗教和经济的歧视眼光，改用人道主义覆盖政治理论的主义和观点。这种理想向来被说成“乌托邦”，但如今是病毒和灾难将国家政府、国际组织、社区团体逼入以非政治的理念实现人类的互助共生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