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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0 17:32:09  2414300

麦田咖啡,安和路,还有那些刚起步的人

读家

听说过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或者是八零后、九零后、X世代、Y世代……这些名词吧?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分别世代的说法,是出于趋势专家詹宏志的文章,但他用的字眼是“四字头”(民国40年代出生)。虽说率先拈出,却也没有因此成为习惯 。直到十多年后的21世纪初,无论什么场合,你都会听到有人说“那些四年级的”,此时,不只是“字头”变成了“年级”,“四字头”的人也已经变成“他者”,带些令人感觉碍眼、讨厌、怎么还不走开的味道。

四字头的混到80年代才当兵算是晚的了。我是在1983到1985之间当的兵,那种很“凉”的教官差使,几乎每周三和周末都有假可放;一放假我就去麦田。

麦田,咖啡馆、唱片行一半一半。在我们那一代人看,“麦田”二字毫无疑问是一个世代的标签,大约就是我们出生前几年初版的《麦田捕手》,恰恰在我们儿童到青春期的时候有了中文译本。看到麦田二字,你若不会想到面粉或威士忌,而是想到捕手,那么,你就差不多是“四字头”了。

麦田当时有詹宏志、陈雨航、陈正益、吴正忠、李寿全、罗大佑、陈栩椿、王克捷、苏拾平……等10个股东,这些人有的在出版社、有的在报社、有的在唱片公司工作。他们都有正职,比方说当编辑、美工、音乐制作人,甚至在那些名字里面,还有当红炽热的歌手。这一群四字头而比我年纪稍长的家伙,都三十出头,都没把“麦田”这字号当事业来办,也没办了一两年,大体而言,就是盘下了个在国泰医院后方、安和路上,一分为二的店面,卖录音带(以及刚开始当令的CD),以及我一杯都没喝过的各式咖啡。

我从部队里放了假就来麦田混时间,自朝至夕,自昏至夜,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发生,而什么也没有发生。

一推开麦田的玻璃门,我总是说:“听说你们这里最好喝的是台湾啤酒。”跟我一起喝台啤的是个美国学者Tom Wilson,专研中国历代孔庙的从祀制度(从南到北各地的孔庙里边,那些佩饷在孔夫子身边的人,当代的学者、圣贤,究竟是一个怎么排名的次序)。我们很快地结交了来自不同地面上的朋友──有些原本认得,有些从未谋面,有些时闻其名,有些一见如故。无论如何,时时隔桌喧呼,好像也没什么正经事,但是无意间我们好像都在创作着一点东西。

张艾嘉的《忙与盲》专辑,是在进门右边第一张方桌上谈出来的,桌边激烈争论现代女性生活与情感的是女作家袁琼琼,还有刚得了时报小说首奖后来长期投身工人运动的吴永毅和我,当时我们是作词人,但是我们都得听初任制作人的李宗盛裁示“专辑唱片的概念”,而当时的“概念”比歌还重要。

进门左边第一张方桌椅背上一度挂着罗大佑忘了带走的黑皮夹克,不过很快地,夹克就被画漫画的老琼接手穿走了,不过谁也没计较过。老琼自己忘在桌上没带走的是Pink Floyd的《The Wall》VHS录影带,当天晚上被我顺手带回家,也不记得日后还了没有。

对我而言,最不计较的一个经验是潘越云的一首歌:〈一片海洋〉,几瓶啤酒下肚,我只写出开头两段,就得回营点名去了。只好用图钉把草稿钉在公告栏上,写明“李宗盛收”。不知道多久以后,发现这首歌竟然已经问世,两段歌词,后面是一连串的“啊!一片海洋”很好听──即使我的故事根本还没开始说呢。

于我而言,在麦田里,贯穿着这一切琐碎的青春风景的,是大胡子李寿全。是1985吧?我临退伍,听到满城人在风靡《青春差馆》就自觉老透了。等待的时光中不免心绪浮躁,也带着些即将失业一辈子的惶恐,我只有在麦田会觉得稍稍宽心,因为在这里混的家伙好像都没有什么正业,也几乎都跨过了30岁的门槛,而我,还差两年多──尽管孤魂野鬼吧,毕竟还有些前辈。这是为什么后来的歌词里会出现:“三十岁,我的职业是自由”这样的句子。

当时导演万仁正在拍《超级市民》,李寿全负责音乐和主题曲,他不在乎我只写半首歌就算交卷的前科,很认真地在麦田最里面的一张桌子上跟我说:“你先听一下Bruce Springsteen。”

在前一年里,Bruce Springsteen刚刚顶风撞击玛丹娜的Material Girl,发行了他的大经典《Born In The U.S.A》。我在隔壁唱片区拿了两张,其中一张给了Tom,我并且问他:“李寿全好像要我写一首这种风格的东西。”Tom斜斜眄我一眼,用他很流利的中文说:“那你要有点儿良心。”

李寿全和我几乎不讨论词义宗旨,只讨论修辞技术,比方说:押韵。他认为:ㄢ、ㄤ也是可以通押的,ㄛ、ㄡ是可以通押的,我在三十多年以后还记得他圈着嘴发出各种声音,不断嘟囔着:“很接近啊?很接近啊?为什么不可以呢?”非常不服气的表情。

但是,当时决定一首歌可以流通、或是不可以流通的人关心的是另外的事。新闻局把我们的歌打了回票,他们认为歌名〈模糊的未来〉太消极、太负面,日后这歌改名〈未来的未来〉公开发行了,知名散文家张晓风还是在报端撰文抨击,说:现在的年轻人居然看不清楚自己的未来!

老实说:我只能提出一个反证──那时新闻局收发窗口的小姐恐怕也不可能看清楚:多次替唱片公司送件、退件、又送件的年轻助理的未来如何;那满头大汗、几乎跑断腿的年轻人叫周华健,当时还不到25岁。

未来是什么?还没有等到的时候大概没有谁能清楚。我接下来参与寿全的专辑《8又二分之一》也是预期之外的事。受邀写词的人很多,有吴念真、詹宏志和吕学海。我只记得我所参与的除了〈加州的彩虹〉,还有〈残缺的角落〉。

〈残缺的角落〉的主角,是寿全在西门町电影街上看到一个坐着轮椅卖口香糖的残疾人,寿全原始的构想就是要作一首用口琴伴奏的歌。说的是轮椅上那人总是一张迎人的笑脸。卖出了口香糖,他笑;卖不出,他也笑;警察来开罚单,他还是笑。那笑不是喜乐,而是病。原来他没有不笑的时候,越痛苦,看起来笑得越开心。

我烂漫无知地把这街景写进了歌里。完成后,才从漫画家老琼那里得知,故事还有后续的发展──那轮椅上的笑再也看不见了。那人有一天放了一把火,把自己烧了。寿全说:“那么我们把这首歌写完吧?”我们写了第二首,两首歌名都叫〈残缺的角落〉。

从长远的未来一丁一点地回忆,麦田咖啡馆/唱片行早就消失得比灰烬还彻底。寿全在30年后让我们重新听到那时嘶喊出来的声音,他的声音一点也没变,我也只能说:未来的已经来了,然而,即使扭转头仔细回顾,连过去也是一片模糊。


作者 : 張大春(摘錄自新書《我的老台北》,新經典文化出版)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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