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伟健 | 疫情中的讽刺与荒唐

继笔者去年8月评论指全球冠病确诊病例离2000万大关不远，如今时隔半年后的确诊病例竟已冲破1亿大关，死亡人数更超过200万人。

当时国内疫情趋缓而沾沾自喜、放松警戒的大马人，也因防疫破功再次实施全国性行管令，至于农历新年还有得过吗？我想大家心里已经有所答案。

#stayathome是最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的方法，但这标语却是知易行难，主要原因还是疫情管控与经济难以取得平衡，这问题像极了小学生之间爱玩的一个梗——“要钱还是要命”？

政府经历首次实施行管令重挫国家经济的噩梦，之后不管是条管令、复管令、加强行管令或再次落实的行管令，在经济与民生面前都不得不低头，甚至做出以经济为先的决定，这也是为何大马不能像新加坡，这样一劳永逸遏制疫情的原因。

另外，现代人类的交通与基础设施发展是历史之最，再也不需赤兔马也能日行万里，廉价航空的崛起让我们习惯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普世价值”，哪怕疫情期间不能出国，一有机会还是必须来个“Cuti-cuti Malaysia”，带着病毒去旅行。

当人民总爱批评政客“换个位置就换个脑袋”，防疫条例好比“印度煎饼翻来翻去”的时候，我们不也常站在既得利益者的角度看待防疫措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