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加亨／01】嘉加难分的Kahang

翻开国家档案局所搜集的文献和官方文件显示，早在1879年，就有“Kahang”这个地名出现，并且无论国英文均称为“Kahang”。而在马来文中，“Kahang”的意思为“臭味”（Busuk），为何会是一个马来地名呢？

当地马来社群的传说大体有3个：早年有一位名字叫“Ah Hang”的华商前往原住民村收购藤、树脂和山货，口耳相传之后，就变成“Kahang”。另一个版本则是：叫“Ah Hang”的人其实是一位伐木商。第三个说法是在当地种植黑胡椒的农人包括马来人、爪哇人和班加人（Bangsa Banjar），而在“班加语”（Bahasa Banjar）中，黑胡椒称为“Sahang”。过后，由于黑胡椒供不应求，当地有愈来愈多外来移民到来开垦荒地种植黑胡椒，再通过水路将收成运送到居銮、云冰、丰盛港、哥打丁宜等地出售；年复一年，问及这些黑胡椒来自哪里，人们脱口而出的竟是“Sahang”的谐音“Kahang”，Kahang就慢慢地演变为当地的地名。这个说法比较可信和广为人知，主因是来自廿八支的斯里鲁古甘榜开垦人西汀（Atuk Sidin）的口述，其后代也将之记录下来。

还有一个说法：1874年，在丰盛港路廿六支（Batu 26 Jalan Mersing）有原住民Jakun族的部落，他们的语言称呼自己住的地方是“Kahan”，时长日久，马来文的称谓就渐渐成了“Kahang”。

如以当地的历史来说，加亨其实指的是廿六支，也叫加亨村或加亨廿六支。当时是用“加亨”，而不是“嘉亨”。在1951年之后，加亨村随着所有村民被英殖民政府赶到廿二支，也就是当前的嘉亨新村之后跟着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加亨”。

【加亨的中文地名典故多】

如果考究加亨的中文地名典故，会发现这其中有许多变化、转折及说法，实在耐人寻味。其中最让人混淆的是：到底是“嘉”亨还是“加”亨？而先辈为何会选用“嘉”、“加”与“亨”为中文地名的用字？有一个说法是《易经》里头有一句：“亨者，嘉之会也”，意思是讲，美好的事物汇集在一起，反过来就是“嘉亨”。不过，这种说法被村里学有所长的前辈否定，他们指出，整个柔佛仅有永平是以中文命名，说嘉亨之名出自《易经》实是美丽的误会。

另外，有的人坚持是加亨，主因是一些在地形成的历史典故，像加亨廿六支本来叫“加亨村”。也有人觉得嘉亨才对，因为有一些证据证实，或主观偏爱繁体字，觉得笔画多的字才美。由于众说纷纭，僵持不下，倒是形成“嘉加难分”的窘境。于是，当地人随喜地写出“嘉亨”“加亨”，总之是指同一个地方就对了。

按老一辈的说法，加亨大概是在1922年成立的，当时被称之为“加坑“、"加亨”或“加烘”，前者是客家话发音，中者为中文，后者则是福建话发音。而前来开垦荒地的先贤有张秀科、颜登受、李济、黄清源等人，他们稍后又带来自己的亲友同乡一块到此发展。由此可见，当时有客家人、潮州人和福建永春、安溪人等籍贯在当地居住。

物换时移，当前的籍贯以福建永春人居多，尚有海南、福州人、客家人和广东人等。至于加亨新村是英殖民政府为了对付马共分子时设有的。按照国家档案局的资料亦显示，加亨在早年也是港主制度（Sistem Kangcu）实施之下的其中一个地方。因为当地有两大河流和一条小河流，就是加亨河（Sungai Kahang）、森波浪河（Sungai Sembrong）及马德河（Sungai Madek）。

至于加亨为何变成“嘉亨”，又是一个值得好好探究的层面。因为当地的一些老字号早年的收据或发货单上写的中文地址是“嘉亨”而不是“加亨”，当地地母庙大门前的大灯笼上写着“嘉亨地母庙”、观音庙的牌匾上也是“嘉亨观音庙”。就连当地一间华小在1950年代的校名是“公立嘉亨华小”，1980年代的学校大门牌匾、校徽和练习簿上写着“嘉亨国民型华小”；在1990年代，当崭新的行政楼落成时，由本地著名书法家（已故）拿督沈慕羽先生题写的校名，也是“嘉亨国民型华小”。

可是，随着大礼堂建竣后，墙上却出现“加亨华小礼堂”，礼堂两侧的对联则是以“嘉亨”为第一个字：嘉士翩翩全凭先知启后觉，亨客济济始信严师出高徒。这使新一代愈感混淆，一时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校名？

根据在此华小执教的老一辈老师披露，学校的校名会出现“加亨华小”或“嘉亨华小”，实是依据时任校长的喜好，像1970年代的校徽由薜亦旺校长所设计，他用的是“嘉亨国民型华文小学校”。而1980年代张发校长掌校，稍微修改校徽的设计时，校名变为“加亨国民型华文小学”，原因不详。

稍后，教育部于1980年代推行简体字制度，又造成其中一个流传多时的说法，即“加”为“嘉”的简体字，自作主张地取“嘉”下面的“加”，写成“加亨”。当然这根本是以讹传讹 ，因为“嘉”与“加”是两个不同的方块字，意思也不一样，自然无法混为一谈。还有一个情况是，有些人觉得，“嘉”的笔画太多，写“加”比较省事省时，就用“加亨”了。

【老加亨人的回忆】

●周永吉：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在加亨土生土长的周永吉，1939年于加亨廿六支出生，当时那里被称为“加坑”，至1950年所有村民被英军强制迁至加亨二十二支，也就是当今的加亨新村，以杜绝马共分子的入侵。他记得，当时自己才读四年级不久，就被迫转换新环境。幸好，他有一个坚持“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父亲，在他们迁进新村后，要他赶紧报名读书方能继续学业至居銮中华中学初中三。

初中毕业后，他返回母校加亨华小担任临时教师，开始包山包海的教育生涯，包括带学生去居銮南峇山游览和小学毕业旅行等。1969年，他在新山日间师训学院毕业，考获正式教师的资格，被调派到新山避兰东建集华小执教，两年后顺利申请到回母校任教至退休。

受洗基督徒，为教会奉献

聊起当年事，83岁的他有些感慨。包括自己初读小学四年级时因考试成绩欠佳被校长罚留堂，岂料，竟有马共分子潜进校园，掳走校长。这吓得所有人魂飞魄散，疾速跑出学校，赶回家向父母求救。

“我还记得，当时那些马共分子还高声地说，不要跑，不要害怕，我们只是要捉校长而已。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迄今都忘不了。后来，听说校长再也没有回来了，大家知道他可能就这样没了，很难过却又无可奈何。”经过这件事的折腾之后，当时的英殖民政府就强行规定所有人要迁离，到现在的新村内居住。

另一方面，由于祖辈早已信奉基督教，周永吉出世后也自然受洗为基督教徒，成年后不仅忙于教学，也在时间与能力许可之下，为教会奉献。因此，他也比较熟悉加亨的教堂“嘉恩堂”的一些事迹。比如他在处理教堂的地契事务时发现，早在英殖民政府时期，英政府就在宪报上颁布：嘉恩堂的现址就是供作建设基督教堂所用，且永久豁免地税与门牌税，只须每月缴交水电费即可。

目前身为教会长老的他披露，在1960年代左右有两名英籍女子前来传福音，住在木板建成的临时教会会所。过后大约是一二年后才开始建筑教堂，并起名为嘉恩堂，而这个“嘉”是否与嘉亨这个地名有关就不得而知，因为没听过前辈提起。迄今，本地信奉基督教的村民大约是百来位，包括廿四支“小福州村”的华裔 ，他们多是从实兆远迁移到本地的人。

●李开富：每间板屋都是居民亲手建造

现年75岁的李开富在龙引出生，却在笨珍度过小学岁月，并于13岁（1959年）举家迁至加亨。父亲在当地买到一片树胶园，想在当地落地生根讨生活，自此就不再搬家迄今。他还记得，初到贵境，村里仍被一片铁丝网包围着，那是英军欲提防马共分子的举措。而丰盛港路并不宽大，容不下往来车辆同时通行，必须是互相礼让。即一辆车子先驶到路边，先让另一辆车子过了才能过，故有别称“牛车路”。随着时间渐渐的消逝，这条路终于慢慢地扩大，有两条车道，部分路段也比较阔。

还有，村民都是自行请人建造房子，那一块块木板或木条还是人力用旧式的锯子一一地锯断，再剥开、磨平等，可谓一间板屋的任何建材均是一手一脚地做出来。过后，他就到居銮中华中学升学，周末时间就要帮忙父母割胶、收胶等。

当年，他看到的加亨写法是“加烘”，至于后来何时变成加亨、嘉亨等的缘由就不太清楚了。

“草场有虎尸”的见证者

而村里有两条大河，即加亨河和森波浪河，这两条大河交汇处的河水可通往云冰兴楼国家公园，算是很大的河。1970年代，河水还没被油棕厂排出的废水污染时，森波浪河便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鱼，包括关刀鱼，“奥利鱼”等，年轻时喜欢钓鱼的他就曾钓到十多公斤大的关刀鱼，交由母亲和太太制成鱼丸。

“肉质幼嫰的关刀鱼有很多刺，要吃的话很麻烦，但拿来做鱼丸是比较适合的。所以，我们就拿来做鱼丸。”

他是曾见证传说多年的“草场有虎尸”的居民之一，原因是那位猎虎者就是他的邻居。他犹记得，这个邻居很有生意头脑，物尽其用。即虎肉切一块块出售，虎骨加一点中药材煮成虎胶拿来卖，就连虎皮晒干后也拿来卖，让村民大开眼界。

提及近年来当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时，他说，在1980年代，当地有两层楼的房子不多。可是，这30年来，很多板屋和老店拆除重建；两层高的独立式洋房比比皆是，店铺也有两层至四层楼高。但人口却一年比一年来得少，不少居民的后代迁到居銮、新山、吉隆坡或新加坡发展，留下来的年轻一辈日益减少，再加上生育率下跌，以致加亨华小和国中每年的新生人数也跟着减少。至于老乡有没有可能发展起来，还是一个未知数，毕竟愿意务农或打理油棕园的年轻一代并不多，何况当地没有工业，就业机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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