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谷/母子在头灯下的晃影 （下）

以国光的力度，真个足以打死一只松鼠。但我年幼力弱，胶皮筋拉不满，也射不远。从此我跟母亲割胶，颈上就多了一支橡皮“拉矢笛”，也无形中替我添加一份壮胆的力量——射鸟和松鼠，不过是幼稚的幻想。

黄家两兄弟，大哥国强已婚，只有二弟国光找我结伴同乐。

乡野间的男女都早婚，国强已18岁，我们搬来不到几个月，便遇到黄家办喜事娶媳了。黄崇叔颇有人脉，远亲近邻估计请了十多席，觥筹交错，酒罄席散之际，有个宾客步履蹒跚，有人要搀扶他，被他口唤“我没醉我没醉！”拒绝，径自要醉步走回家，不料“噗通”一声堕进井里。众人见了一哄而上，七手八脚把他抱上来。我生平第一次目睹酒徒失仪的尴尬和丑态，记忆深刻，所以一再警惕自己饮酒要适度。

在通向马路泥径旁边的那口井，是我们两家饮用的依靠，井湄有洋灰圈围绕，因我曾溺井几乎死亡的阴影笼罩，冲凉都结伴去小河。水井围灰涵也未必安全，醉汉掉井事件没造成悲剧，可谓幸运之至。

跨过马路，对面是一片汪汪的稻田，群鱼活跃，国光去田芭垂钓也常约我陪伴左右。他一连插下多支钓竿后，我们静静蹲在田埂上等鱼儿上钩，两人目不转睛望着那些鱼竿和丝线，浮子一牵动他即快步拔起钓竿，最常钓获的是鲫鱼、生鳢、塘虱，回来时手里握着一长串腥味，成为我们晚餐的桌上佳肴。

割胶虽辛苦，但也有享乐的时候，除了稻田钓鱼、小河摸虾，我们每个月也结伴去太平闲逛。“阿桂婶，我带亚弟去太平玩，可以吗？”有一天“水限”国光来我家，问母亲。

“好的，过马路你得多留意他。”接着母亲给我几毫子，嘱说：“买车票和吃东西记得自己给钱，记得啦！”

我高兴得像飞上天空。太平，呵太平，在大人口中车来人往的城市，我终于有机会去领略它的热闹了！

我们居住的地方叫“十三碑”，距离该从太平算起吧。十三碑意即13里，再上就是峇都古楼了。这条东北线由红黄巴士经营，从十三碑到太平路上让乘客一路上下，也不过半小时就进入市区车站了。

走下车站，我四处张望，汽车、行人、商店，四处一片繁忙景象，我根本没有目标，寸步不敢离开国光，担心一旦走失回不了家。那年我6岁，腼腆又胆怯；国光约十五、六岁。车站旁边排满水果摊和冰水档，国光东看西看，然后在一档冰水档前坐下，要了两碗红豆冰，我们嗦嗦地吃。首次吃红豆冰，红豆渗入玉米、葡萄干、冬瓜条等多样化的冰霜，那种甜而又冷的口感，真是舒服得难以形容。吃完我要给钱，国光压住我的手，说：“你不必，我付！”

吃完红豆冰，国光牵紧我的手，“来，我们去看电影戏。”说完我们一起跨过马路到对面街，进入游艺场，有座大建筑，就是电影院。游艺场内商店各行各业，琳瑯滿目，人影杂沓，但最集中人潮的地方是戏院，戏迷在小窗口买票。国光嘱我站在票窗的栏杆外，别走动，他去挤票。

国光持票进场，小孩全部免票。以木板搭建的戏院，虽有风扇，但人气拥肿，显得又闷又热。戏院里灯光昏暗，带票员用手电筒带我们去找座位。不久音乐停了，放映的时候，更是漆黑一片，银幕上出现人影。原来电影戏是这样的，我好奇地自言自语。

那天上映黑白粤语片，我似懂非懂。我懂得咚咚锵锵的震耳鼓声，故事内容虽国光略作解释，我像牛皮灯笼，略懂一二，但观众都静静看，我也只好沉默。电影戏人物的对白与移动，都深深地吸引我。似乎凡去太平，国光招我同行，形成了惯例；车资食用不让我付钱，母亲也渐渐不再追问了，但裤袋里总积着几毫子。有时我用作零钱打包红豆冰，让二姐也享受透凉冰冷的滋味。

某天，二姐和我在马路边玩，忽然一辆往峇都古楼的巴士抛下一包东西，我们追上去，有个人从车窗（注）伸出手往外望，指着地下，我匆匆一瞥，认得是堂哥。抛下的那包竟是饼干，一些压碎了，但我俩依然欢天喜地，蹦跳着抱回家向阿婶报告。

不久，堂哥就托人传话，他工作的园坵要招请数位胶工，是新树“街头”，问阿婶要不要接受。与父亲商洽结果，觉得好过啃老树，于是我们告别了那些接触经年的山枣树和野山楂，最依依魂牵的是我与国光哥的情谊。

早期大园坵的规划似乎千篇一律，我们住进的咕哩长屋与在硝山的如同一辙，吊脚、锌板，前门踏板斜梯。在工作上割新树比老树轻松，早上6点钟听到敲钟胶工才提桶执担子出门，由罗里分别载送到“行头”。天亮才开始工作，母亲的煤油灯悬之高阁了。

与长屋相隔不远有间独立平房，由洋灰与木板组成，周遭围着铁蒺藜，门栅开向两边，屋边由两只凶猛的狼狗守护着，看去气派十足，听说是“管迪力”（Contractor）的居所，像这样宽大的房子有好几间，每间却只住着一个“管迪力”。我心里对独立平房满是诡谲，连趋近都胆怯。

母亲和堂哥的行头相隔甚远，但早上6点准时出门，下午两三点钟就乘罗里回来了，园坵胶片是由胶厂制造的，胶工收集胶液过滤秤称后，即告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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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坵离开马路约两英里，两边不是排列有序的橡胶树，而是高耸繁杂的丛林，要走半小时才抵达路口。这是迁移峇都古楼园坵唯一令母亲纠结的地方。那时马共退居森林与英政府对抗，为防止华裔为马共提供粮食，英政府施行白米配给制，家家挂有米牌，以人头购置米粮。

这原本也非大问题，难处在于我们原居十三碑，米牌属于太平区，峇都古楼商店没有我们的米粮记录，我们的粮食依旧得回到太平购买。每月为采购而奔波，母亲也委实疲累不堪！而那条从园坵至马路的泥径，在我童年的心里，仿佛比十三碑的山径还更漫长呢！

来到大园坵，堂哥与我们又再合成一家了。母亲依然为家中的中流砥柱，去购买米粮和其他日需家常，全由母亲一手拟定，故去太平成了每月固定的行程。母亲勤劳克俭，总在工作后才和我出发，到太平采购完毕，已是薄暮时刻；回程在路口下车，大地早已昏沉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了。幸亏有堂哥，每次他在路口等候，准时且风雨不改。我们下车，把东西搬下，逐样放进藤框，由堂哥挑着走，母亲用电筒照路，三人踢响泥径的砂尘，树高而林密，天高而星远，到家灯火已阑珊。中流砥柱的母亲，为一家而默默付出，无怨也无悔。

注：40年代的巴士没有冷气设备，车行时木板/玻璃窗都推下，下雨时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