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严打贪污在2008年将反贪污局提升为反贪污委员会，除了赋予调查员与警员同等的调查权和逮捕权，也顺应民意让反贪会脱离政府管辖向国会负责。然而，也是从反贪会成立开始，我国的贪污印象指数逐年滑落，在今年更是获得17年来最糟的评分，无论谁听起来都很不是滋味。

反贪会在调查贪污舞弊案时的被动和避重就轻向来为民间所诟病，虽然其在成立后的3年间不乏主动出击、快速行动的例子，但民众对其信任依旧欠奉，而且更因为其自主性及独立性的不足始终无法树立威信，落得民前无信任、官前无威信的尴尬处境。为此，与其维持现状或做出种种承诺，不如再次大刀阔斧重整国家反贪架构。

根据2009年反贪会法令，我国反贪架构除了反贪会，其上还有顾问团、投诉委员会和国会反贪特别委员会。前两者分别由首相和首相署部长建议产生，且根据第13（3）和第15（2）条文，公务员均可出任；而特别委员会则由国会议长提名议员产生，并在第14（1）（c）条文的授权下监督顾问团的建议和指令。顾问团的权力比特委会更大，如此的安排是不必要的。

根据法令第13（5）（b）至（d）条文，顾问团掌握着“让反贪会更有效率”的建议、资源的担保权（endorsement），这条利益线非常关键，且由于准许公务员出任顾问，因此行政权理论上可通过顾问团在行政上影响反贪会运作。原应获监督大权的特委会却仅拥有审查反贪会年报、向首相提出肃贪建议以及质询顾问团建议和反贪会年报等表面权力。

此外，整个法令架构也保留着少量行政权力予首相署部长，让后者可在第71条款下经由宪报随时修订反贪污会法令。以上种种情况已摆明反贪会实质上并非向国会负责，而且也未曾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再者，反贪会并没有提控权，嫌犯仍需经由检察署提控，如此除了影响反贪执法效率，也让反贪会缺少自主性。

缺乏自主性、独立性的反贪会能否很好的执行肃贪工作，还得视该国的行政环境与文化，不过就我国的情况而言，缺乏这种性质的反贪会容易让调查员不自觉瞻前顾后，而且行政指令权出多处，存在反贪会执法时被行政权干涉的可能性。因此国会的直接监督是必要的，顾问团的职权需完全下放至特委会，而国会也应赋予传召反贪会主席面对议员质询的权力。

另外，反贪会更需提控权，以简化并加速反贪会的起诉程序。而反贪会行政应由委员会自行管理，除了国会以外不受任何政府部门的约束，且主席应由秘书长级别提升为总警长级别，为确保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主席需从委员会内部提调，而非目前般允许政府部门的高级公务员接任。如此亦可重建民众对反贪会的信心。

虽然政府目前正如火如荼的展开国家转型计划，但成功的政治、经济转型都需回归在一个清廉的制度之上，因为贪污能够让令不能行、禁不能止，从而导致任何愿景、计划最终也将沦为口头承诺。而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威信、独立、自主，且受人民信赖的反贪组织，成就的不只是贪污印象指数的评分，而是一个繁华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