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高收入国门槛仅1335美元之差 世银: 大马仍须结构性大改革

“若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相比，大马税收较少、社会保障开销较低，在环境管理和打击贪腐的表现相对较差，而一场疫情更将这些短板进一步放大。”

更重要的是，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我国中产阶层的心愿并未达成，整体经济创造不足的高薪和优质就业机会，同时多数人民意识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并未均分，生活成本增长也远较收入为高。

理察认为，引领大马从低收入转型成中等收入国的成功政策已不适用于下一个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在早期发展阶段需要仰赖素积累来驱动增长，但随着时间过去，未来经济将更仰赖知识密集型和生产力驱动驱动增长、科技前沿，以及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等因素。

“未来30年，大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可能放缓至2到3%，远低于现有的4至5%。

虽然大马已开始透过第12大马计划（12MP）和《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目标为下一阶段，甚至是疫情后经济布局，但考量到疫情可能影响未来经济增长动能，大马是否为未来最好准备显得越发重要。”

他补充，大马在朝高收入和发达经济体过渡时，将面临诸多重大下行风险。尽管推动潜在产能增长将扶持未来经济扩张，但疫情后的新常态带来的影响仍潜存不确定因素。

“亚洲四小龙是在更温和的国际环境下，完成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过渡，但大马不仅面对冠病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挑战，未来还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国际债务危机、贸易争端再起，全球价值链潜在瓦解，以及颠覆性科技对优势比较的影响。”

同时，国内政治持续不明朗，以及应对疫情冲击显著膨胀的政府债务也可能成为未来经济的绊脚石。

经济增速疫情前已放缓
结构转型较他国脆弱

值得注意的是，理察说，大马经济增速在疫情前已经放缓，凸显出其结构转型较其他转型国家来得脆弱。

“虽然随着国际发展水平的提升，经济增长减速是正常现象，但大马经济增长放缓程度却远高于应有的潜力，反映出大马可能没有将经济增长引擎，从要素累积转换成创新和高生产力，因此我国需要采取新路线来实现知识密集型和生产力驱动型增长，而疫情正为潜在经济转型提供最佳时机。”

6大层面须改革

报告建议，大马想要全面挥发经济潜能，并成功转型为高收入和发达经济体，需要透过6大层面进行改革，即（i）振兴长期增长、（ii）增强竞争力、（iii）创造就业机会、（iv）机构现代化、（v）促进包容性和（vi）为共同繁荣提供资金。

1.振兴长期增长

-随着大马跻身高收入国，未来经济增长轨迹将与高收入国增长趋缓趋势一致，因此大马需要大刀阔斧改革来取得更高的增长率。

●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人才素质和教育水平，以及解决儿童营养缺口。

●透过提供幼儿与年长看护服务，以及解决性别不平等等问题来提高女性就业。

●营造鼓励创新、基础建设、技能和机构素质的环境来强化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productivity）。

2.提高竞争力

大马在总体经济竞争力名列前茅，但与过渡和目标群体相比表现滞后，且差距持续扩大。

生产力增长和私人领域创新将是驱动未来增长的关键，大马需要改革来去除杆套、鼓励创新、强化市场竞争、改善投资环境和促成更深入的区域结合。

●主要服务领域，包括专业服务改革，以营造更竞争的市场和强化制造业竞争力。

●强化竞争政策的有效性，以确保公共和私人业者能公平竞争。

●现代化投资生态系统系统来提高效率，以及吸引优质投资。自动化奖掖机制、简化投资促进网络，以及拟定符合国家愿景的新投资目标。

●调整奖掖措施，鼓励研究人员与私人部门更紧密合作，并进行与行业相关研究、强化知识产权机制、增强工人的科技准备水平，以及改进提升中小企业能力的计划。

3.创造就业机会

随着大马走向高收入国，以及工作性质变化，创造足够的高薪、优质工作任务变得越发复杂。随着部份活动专项自动化，技能框架将出现空白，因此需要进行改革来改善基本健康和营养、增强学习成果、促进终身学习和数字素养，以及吸引和留住人才。

●通过获得优质幼儿教育，以及强化认知和社会情感技能的教学来改善基础教育成果。

●让教育系统的学术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对劳动市场需求更为敏感、更具适应性和凝聚力，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

●完善移民和移民政策，让外籍员工管理制度更为系统和透明，以留住国内人才和吸引外国人才。

4.机构现代化

大马机构素质落后同侪，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人口期望，因此需要改革来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强政府运作和政策制定的包容性、问责制和监督，以及改善政府相关公司之间竞争和建立官僚能力。

●强化政府相关公司之间的竞争，以提高监管理、透明度和问责制标准。同时，政府相关公司结构也应免受政治影响。

●透过机构化国会特别委员会、重新引进《国会服务法令》，以及提高私人医院法案的运用来强化国会监管和改善政府效率。

●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包括通过确立公务员和政治领导之间明确权力分立的《公共服务法》来帮助改善官僚机构表现，并增强对腐败和其他渎职行为的抵抗力。同时，政府应引入精英招募和晋升制度，以使公共服务免受政治干预。

5.促进包容性

与过去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有所下降，加剧不满情绪，并使更多人们坚信增长并未平等地惠及所有人口，因此政府需要改革来确保所有人平等地获得优质教育和有偿就业机会，以加强社会保护体系和确保有可能潜在掉队的人民获得服务。

●专注于创造高技能、高薪工作来促进实现包容性发展。

●更新货币和非货币缺失的基准，以制定更高的标准和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指导，以便所有人民的福祉达到与高收入社会相称的水平。

●根据基础需求标准，深化大马社会安全网。解决个人或家庭级别发现的剥夺和排斥问题。

6.为共同繁荣提供资金

在迈向高收入和发达经济体的过渡期提供资金，需要增加收入和有效地运用资金，因此政府需要进行改革来增加税收、加强社会安全网，以及更有效地给予针对性援助。

●提高个人所得税框架的累进性，以及重新考虑减免措施来增加征税收入和有效、公平地重新分配收入。通过局限零税率和免税商品来提高间接税收，以及扩大产业盈利税和探索非劳动收入等其他税收形式。

●探索在州和地方政府层面开发新收入来源（包括本地化销售和所得税）等备选方案，以作为增加收入，以及分散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的一种方法。

●通过针对和整合针对家庭和企业的的旗舰计划来提高开销效率。

争外资处下风 
政策须与时并进

与此同时，理察表示，长存的政策和结构问题，正使得大马与区域国家在争夺外国投资战役中屈居下风。

“在缺乏驱动1970年至1990年经济荣景的政策改革下，大马外资流入可能持续低迷。”

他说，在过去适用的政策和工具，可能已不再适合未来，同时大马经济愿景，以及可为投资者带来什么利益均潜存不明朗因素，也恐使投资者却步。

受冠病疫情影响，大马去年外国直接投资（FDI）大跌56%至34亿令吉，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更显示我国去年FDI大跌68%，跌幅为东南亚之冠。

理察认为，大马需要吸引优质的外国投资来提振经济增长，但这需要透过对教育系统、劳工参与率和投资促进框架等进行广泛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