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O一周年】马来熊保育中心收入遽跌·10个月亏100万

黄修德说，一头马来熊一年的保育费用是1万5000令吉，而如今共收容45头马来熊的中心，每个月要花费12万令吉左右。

“在还没有冠病疫情时，到中心参观的外国游客其实每年不断增加，失去外国游客后，我们中心变得很糟糕，只能不断做影片，鼓励大家以领养马来熊的方式，支持我们中心继续运营下去。”

他表示，该中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外国游客，单单是外国游客的门票，就比本地游客高出6倍。

“而且在本地游客方面，60岁以上或12岁以下者免门票。”

行管间接加剧盗猎

黄修德认为，行管令的实施也间接导致盗猎罪案发生，而且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为行管令期间经济衰弱，一些原本在城市打拼却面临失业的人，选择到森林盗猎或兜售野味，使更多野生动物受到伤害。

他认为，政府应对此加强执法，杜绝盗猎罪案，以预防因野生动物引起的传染病疫情卷土重来，再次袭击国人与国家经济。

“比如从蝙蝠身上检测出冠病病毒，以前也出现过的艾滋病与伊波拉病毒，病源都是来自野生动物，我们人类更要从中吸取教训，切勿再接触或食用野生动物。”

黄修德说，从2019年至2020年中旬，该中心一直没有收容到马来熊或熊崽，当时以为是保育的宣传工作开始奏效，但却在2020年7月份，该中心一口气收容了3头马来熊。

“它们被送到中心的原因，不外乎母熊惨遭盗猎者杀害。不难推测，行管令导致人类失业，结果一些人选择铤而走险去盗猎或贩卖野味，人类又再因饲养或食用野味而衍生出多种问题，这是一个循环效应，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预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于国坚：冠病行管有利弊

大自然重生　却拖垮旅业 

另一方面，京那巴当岸生态走廊旅游业协会（KiTA）主席于国坚表示，冠病与行管令带来利与弊，利是由于人类活动大幅受限，生态环境获得一次“重生”的机会，弊端就是旅游业引发失业潮，业者被迫裁员，或者不再续约合约员工。

于国坚在京那巴当岸的甘榜比立（Kampung Bilit）拥有一家度假村，他表示，原本其度假村拥有25名职员，如今只剩下3至4人，主要负责保安工作，其他职员则于去年6月起不再续约，也不再聘请兼职职员。

“我在西必洛也有一家度假村，职员也从原本的8至9人，减至4人，主要是维护度假村，也让他们继续有工作可做，不至于失业。”

于国坚表示，大部分旅游业者原本以为这次的冠病疫情，会像之前爆发的沙斯（SARS）一样，多几个月就会好，可惜却不是。

他说，即使政府宣布解禁跨州跨县，但对于生态旅游业而言，本地市场不够大，加上我国公民对本地生态旅游原本就兴致缺缺，所以帮助不大。

“打个比方，在我的度假村拿一个本地游客配套，即420令吉（1人），从亚庇到山打根的来回机票大约200多令吉，如果2个人结伴成行，就要花上千令吉，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倒不如花这笔钱，搭飞机到吉隆坡旅游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