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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疫情肆虐及行管令影响,今年清明节期间,负责管理芙蓉四座华人义山的芙蓉华济公会,因恐违反防疫SOP、触犯法令而宣布“封山”,禁止扫墓。
声明发布后,反对声四起,森州希盟州政府负责有关事务的行政议员为华人请命,并告诉华济公会:州政府仅赋权给贵会管理芙蓉的华人义山,你们无权封山,请开放!
州政府的指示,华济公会不得不从,因该会只负责管理义山,但土地是属于州政府的。
这是我再次听到州政府的代表向管理芙蓉四座华人义山的单位提起“主权”问题,总之就是告诉华济公会:义山由你们管理,地主依然是州政府,他们有权将土地收回!
芙蓉的四座华人义山分别位于邓普勒路(沙都口)、亚沙路、罗白(李三路)及申达央,前三座为老义山,因葬满而被“封山”,仅剩在上世纪60年代开放的申达央义山。
其中,罗白华人义山坐落在芙蓉市中心李三路一处斜坡上,地点极佳,多年来一直被人觊觎,希望能将坟场迁移,把该处发展为商业用途。
我翻阅过芙蓉华济公会的历史存案,发现甲必丹谭扬在1911年率先以华社唯一代表身份,负责管理邓普勒华人义山。1929年,当时芙蓉华社的三位闻人黄益堂、李金绩与郑生郎被委为受托人,负责管理罗白华人义山。
至于华济医院(即华济公会的前身),1949年的受托人分别为黄和谋、黄益堂、李鸿裕、林泽民与王纪兴(后两人的名字为译音)。1952年8月,政府通过宪报公告,将罗白华人义山交由华济医院受托人管理。
1996年,我便开始在报章上提醒管理芙蓉华人义山的华济公会,仅有管理权而无实际的拥有权,并不能确保义山永远存在、成为华社的资产;埋在地下的祖先,谁能确保他们有朝一日不会被“逼迁”?
早于1963年,有关方面已具有眼光,深知罗白华人义山的土地未来将会价值连城。当时,芙蓉民选市长是民联党的陈世英,他上任后的最伟大杰作,就是在罗白华人义山上插了一个仅用中文书写的告示牌,上书“此义山是由芙蓉市议会所管辖”,意义何在?这表示义山归市议会管,华济公会靠边站。
当时,华济公会由时任潮州会馆会长杜书荣出任主席,他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市议会表示抗议。民意难违,市议会立即将告示牌除去,那是市议会首次欲对罗白义山动脑筋。
1996年,华济公会又收到芙蓉市议会一封信,要求华济搬迁罗白华人义山的坟墓,他们提出的四大理由为:(一)改善交通拥堵问题、(二)义山坐落于市中心,无法迎合时代需求、(三)义山阻碍芙蓉西区发展,影响商业活动、(四)义山应远离市区。
后来,此事因华济配合华社的强烈反对而胎死腹中。如今,藉着清明节“封山”课题,来自行动党的印裔行政议员伸出试探触角,让管理义山而无拥有权的华济公会如何确保罗白华人义山的未来,又是一场艰苦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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