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叫到他的名字时,首相慕尤丁自信而缓慢地走上舞台发表演讲。沙巴州行政大厦的会议室无疑是该建筑最庄严的地方,那里也是整个婆罗洲最高的建筑物,拥有全人类最佳的视野。
首相身后的红木成了最适合摄影师拍摄的背景,他们竞相拍摄首相身着订制的深蓝色西装外套,辅以色调均匀的深红色领带和奢华的丝制方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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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尤丁的高品味日渐明显。
他的讲词很长,让人体会到内容的重要性。在沙巴时,要谈论包容性发展。
慕尤丁说,他的政府“专注于解决贫困问题,加强沙巴的包容性发展”。他称沙巴泛婆罗洲大道“改变游戏规则”,此外还有其他工程,如实邦加集装箱港口扩充计划、提升50所残旧学校以及沙巴乡村道路工程。
他停顿下来并强调,以慈父的口吻说道,他意识到疫情让许多人的生活变差。然后,他说了一句重点。
他感觉到国内最贫困的群体已经扩大了:不再是B40群体,我们现在还有B50群体。
大马最低阶层的扩大不仅仅是一个统计结果,它对受影响群体和其他群体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大多数关于贫穷的讨论都是单向的,即国家对贫困人口作出简单的假设,导致出现不合理的政策。要么是 “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钱”,要么就是 “要求他们更加努力工作”。这些做法都没有正确认识到贫困者的处境——没有现实地考虑到人性的政策必然是坏政策。
我将分享神经科学和贫困这一相对不多的研究领域的发现。首先是研究贫穷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扩大至B50群体),然后研究下滑的影响(从M40群体坠入B40群体),最后研究B50群体扩大对我国其他地区的影响(包括对T20群体的影响)。
“如果你想看到慢性压力的例子,就去研究贫困。”斯坦福大学著名神经科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说。萨波尔斯基成年后的整个生涯都在试图了解贫困与大脑之间的关系。他写了很多广为人知的书,他在30岁时获得天才认证(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
在萨波尔斯基看来,“富人的大脑”和“穷人的大脑”在神经学上是有区别的。当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陷入贫困时,他们很可能会做出一系列自我毁灭的行为,比如承担更多的风险(不系上安全带)、更糟糕的财务管理(购买负担不起的东西、过度使用信用卡),以及不遵从药物治疗。
背后的原因是,贫困让大脑中最奇特的部分——前额叶皮层受到了巨大伤害。决策、情绪调节、长期规划的能力突然变得几乎瘫痪。
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我不得不担心明天是否有足够的钱买菜时,未来就不那么重要了。
经济学家阿南迪马尼和来自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几位研究人员展开了两项实验来证明这个观点。
第一个测试是关于汽车维修。他们问了一群穷人和富人,问他们会怎样修车。“你的车出了点问题,需要X美元来修理,你可以全额付款,也可以贷款,或者放弃维修……你会怎么做?”
马尼和朋友们会随机地提出两种维修费用,要么是小额的150美元维修费,要么是1500美元的大额维修费。这个问题是为了激发受访者的经济焦虑,并看看它对富人和穷人的大脑有何不同的影响。
之后,受访者将进行简单的智力测试。
当问题是150美元维修费时,穷人和富人受访者在智商测试中表现同样出色。但当问题是关于1500美元的维修费时,穷人受访者的成绩大大低于富人的。
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需要考虑和担心紧缩的财务情况会给穷人带来认知负担,导致他们无法再做出高质量的选择(从智力测试的结果来看)。
第二个测试是关于农民。马尼和朋友们测量了农民在收割前(资金紧张,经济上的顾虑较多)和收割后(有了钱,顾虑较少)的认知功能。收割前的农民得分远比收割后的农民差。
不可抗拒的结论是,陷入贫困会造成认知负担,造成他们做出适得其反的低质量决定。贫穷对你的身体确实有害。
其次,社会阶层下滑也是不好的。B40群体扩大到B50群体,是由于10%的中产阶层滑落到最低层。慕尤丁将此称为“turun pangkat”(降级)。他说,“M40群体现在是穷人”。
这种性质的冲击就像是被一种叫做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s)的东西入侵,它对你的身体造成了一系列糟糕的事情。它制造了一种陷入抑郁症和成瘾的倾向。
这也难怪,处于贫困线下的人体重会增加、更频繁地吸烟、更容易酗酒,尽管这对他们有害。大脑选择了摆脱眼前的困境而不是长期的健康,因为前额叶皮层被关闭了。
印度农民在收割并到酬劳后,前额叶皮层的表现有所改善(变得更活跃)。
即使一个人短暂一段时间感到贫困,大脑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你给游戏中的某人比另一个人更多的钱,“穷”的那个人会更容易向人借钱,尽管他将来可能赚不回来。他也不会对任何有用的线索做出回应。
贫困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长期的贫困状态。任何“新加入”贫困群体的人,在他们还没有陷入之前,就已经感受到了。
最后,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贫困不仅影响穷人,而且影响富人。B50群体的扩大意味着社会不平等加剧,而任何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一直都显示出较差的生活质量。
在《社会不平等》(The Spirit Level)一书中,流行病学家表明,随着20%最富有群体和20%最贫困群体之间的差距拉大,寿命、婴儿死亡率、精神健康问题、肥胖等问题的综合指数将越来越差。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信任和社会援助都会减少。当犯罪率开始飙升时,富人会找到新的方法将自己与穷人隔离开来。
按照萨波尔斯基的说法,富人会把更多的钱花在“封闭式社区、私立学校、瓶装水和昂贵的有机食品”上,同时也会游说政客帮助他们维持地位,不至于跌落到底层。经济学家罗伯特埃文斯将此称为“富人的分隔”。
一个国家有越多的穷人,就会造成每个人都不开心,包括那些非常富有的人。
这些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贫困和“脑子不好使”并不是某些人与生俱来的。事实上,它证明了相反的情况:贫困可以改变任何人的大脑和生活。
我们指的是“任何人”——因为在这个中产阶级正在萎缩、最贫困者正在扩大的可怕世界里,我们的安全系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突然之间,任何人都可能沦为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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