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林春美／《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

友联诸人抵达马来亚，正值国家独立前夕，意识形态斗争正烈之际。他们创办《蕉风》的1955年，联盟政府与马共的“华玲会谈”进行在即，左翼是文坛最强悍的势力。这股势力在1920年代下半叶，即已随中国革命文学的兴起，与1927年国民党北伐之后南来的一批文人的提倡，以“新兴文学”的名目崛起。我们从当时力倡新兴文学者的文章中知道，“所谓新兴文学就是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根据方修的统计，在新兴文学的高潮期（1929年初至1930年底），先后发刊而具有一定水准的新兴文学刊物，就有廿种之多。这股文学势力在其后不同的历史阶段尽管名目不再“新兴”，却仍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也持续面对来自不同层面的打击。1948年，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紧急法令，禁止左翼政治运动。随着左倾刊物遭查封、左翼文人被拘捕或被令出境，“严肃的文艺”陷入低潮。然而，1953年，新加坡一中学女生惨遭奸杀的事件，不意竟激发起马华文坛一场轰轰烈烈、延烧数年的反黄运动。方修认为，那场反黄运动为马华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说：

当时的反黄运动成了其他各种青年学生运动的先导，间接刺激了整个社会运动的升涨，星马人民终于重新喊出反殖的呼声，普遍要求结束战乱，争取独立自主。停滞了好几年的当地的职工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再度崛起，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改善生活的抗争。

由此可知，“反黄”其实是与反殖、反压迫、反剥削等左翼政治抗争联为一体的，是左翼文学借一宗社会惨案进行的文化突围。因此，谢诗坚在他对左翼文学的研究中，直接将1953年的反黄运动，视为马华左翼文学的“东山再起”。他进一步指出，“领导左翼文学批评的文史作家方修”，就是在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两个具有影响力的左派统战代表人物”之一。自50年代起就开始主导马华文学论述的方修，作为编撰马华文学大系、书写马华文学史的先行者，他等身的著作让他拥有足够的权威去定义“什么是马华新文学”，并且界定“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那是从旧现实主义朝新现实主义方向迈进的传统。而旧与新现实主义，简言之，即分别是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现实主义。

在如此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蕉风》的创刊，及其往后多年较之左翼刊物更为持续而稳健的出版状况，无疑为马华文学提供了一条“非左翼”的道路。尽管并非开路者，但在其后历史发展中，它却形同一条highway。很巧，这竟是它首任主编方天之原名“海威”的英文谐音，他亦因此曾以“高路”为笔名。从方天以降，至黄崖、白垚时期，左翼一直都是他们文学经验中的强大对立面。然而，马华文学中左翼与非左翼两条道路之间到底相去多远？我在〈非左翼的本邦〉一文中指出，《蕉风》的马来亚化主张，与左翼所鼓吹的爱国主义文学路线，其实也有某个局部的平行与接近之处。而如果50年代中后期左翼的爱国主义文学主张，是“马华文艺的自立运动”的后续发展面貌的话，那么它在时间或继承关系上最靠近的前身，应该是战后在左翼文坛内部掀起风浪的“马华文艺独特性”之说。以多（赵戎）认为，这场论争的重要性，在于“它摆脱了附庸中国的状态”。而在政治与文学路线上主张“摆脱附庸中国的状态”，不也正是50-60年代《蕉风》所明白揭示的立场吗？由此看来，尽管在意识形态与美学追求上其道不合，然而在彰显在地认同、追求马华文学的本土化、建构马华文学的主体性方面，左翼与非左翼可能都不像他们彼此的相互攻讦中所想像的那般截然异路。美援背景在过去和晚近的论述中，虽常被用作对友联文人的道德指控，然而，方天式的写实主义、黄崖白垚式的现代主义，却未尝不更是对马华左翼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主张做出抗衡的结果。

以多（赵戎）认为，这场论争的重要性，在于“它摆脱了附庸中国的状态”。而在政治与文学路线上主张“摆脱附庸中国的状态”，不也正是50-60年代《蕉风》所明白揭示的立场吗？由此看来，尽管在意识形态与美学追求上其道不合，然而在彰显在地认同、追求马华文学的本土化、建构马华文学的主体性方面，左翼与非左翼可能都不像他们彼此的相互攻讦中所想像的那般截然异路。美援背景在过去和晚近的论述中，虽常被用作对友联文人的道德指控，然而，方天式的写实主义、黄崖白垚式的现代主义，却未尝不更是对马华左翼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主张做出抗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