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永龙／民国女性与女权的“文学读本”

虽然《妇女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是否为世界第一份诉求女性权利平等的宣言尚存有争议，但《宣言》无疑昭示着女权的崛起，在往后两百多年间，女性权益逐渐受到重视，从公民权的承认，参政、投票权的合法，就学、就业率的逐步提升，到近年以来，女性意识越发抬头，争取在社会上性别平等的呼声更是此起彼落。

女性权益的提高，得来不易，就连西方国家，在女性参政权上，也要到19世纪末才开始发酿，20世纪初中各国才大致开放。女权从西方世界开展，经数百年后，俨然已成全球共识，然而有趣的是，女权在西方逐渐发展之际，中国却越趋保守，加上女权脉络原就与中国本土自有的女界文化不符，中国强调的是女性的三从四德、所读为《女论语》、《女孝经》、《女诫》、《女范》等闺阁思想。再者自北宋开始，社会逐渐视贞洁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至明、清更趋严格，尤其清朝更是制度化贞洁旌表，以赐名、立碑、入祀，并赋予爵秩、赦免税役的方式，公开表扬守节不嫁的贞女及拒绝受辱自杀的烈女（详见费丝言：《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洁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洁观念的严格化》），在朝廷及社会氛围的影响下，无形中让女性忽视自身权益，以守节压抑自身欲望为荣。

◢清末民初引入女权概念

然而甲午战争大败，加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社会开始涌现改革的声音，有志之士，也意识到亡国灭种之危机，乃引进国外思想，发行报纸，企图变法求强，据日本学者须藤瑞代考证，发现清末民初是海量新词汇涌入中国的时期，那么“女权”概念的引入也就顺理成章了。从20世纪初开始，马君武就翻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穆勒的《女人压制论》、社会民主党的《女权宣言》等，同时在1903年8月，由金天翮所撰的《女界钟》出版，表达女性当有入学、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等权利，昭示着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女性问题的专著出版，无形中推动了中国女性思想的变革。此外，女性思想的变革，还体现在小说读物上，据阿英《晚清小说史》，当时以“妇女问题”为主题探讨者，多达40部，其中包括《黄绣球》、《女子权》、《中国之女铜像》、《女闺泪》、《女界钟》等。

正是值此时段，中国女性接触了新思想，加上清政府消亡，无疑为女权发展提供萌芽的空间，可惜，女权的发酿究竟是少数，随着民国成立，袁世凯上台，社会思潮反倒变得更为保守，女子军的解散、女性参政权被否定，女权论也逐渐消失，越发占据新闻报道的反而是参照日本、欧美等文明国家而诞生的“贤妻良母”论，其中最明显的是1911至1917年间出版的《妇女时报》杂志。该杂志在辛亥革命至1912年间，女性参加革命及参政权讨论的论述甚多，然而到了1913年，关于革命的文章锐减，同时家务及卫生的新闻却突然引人注目，种种现象都说明《妇女时报》从反映“女权”的杂志，开始向“贤妻良母”型家政文章倾斜。（详见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

◢“娜拉”成文化偶像

但随着袁世凯倒台，加上五四作家在《新青年》陆续刊登与自由恋爱、贞操问题相关内容，尤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形象，更是成为文化偶像，变成揭露家庭黑暗，女性从不幸婚姻中解放自己的象征，强调女性自主的“人格”。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翻天覆地改变，原先偏向“贤妻良母”论的《妇女杂志》也被逼改革，重新提倡妇女解放，刊登与女性运动、家庭改革、新性道德、贞操等议题的崭新论说，否则“再无存在的余地”。

正是值此特殊时期，书坊嗅到了商机，乃顺应时风，编撰一系列与女权相关的书籍，其中由樊春霖于1923年创立的“新文化书社”（书坊命名作“新文化书社”，很可能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怪不得早期会出版列宁的《帝国主义浅谈》、杨贤江《教育问题》、梅生《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等书了。），就出版了由梅生编辑的《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6册、《妇女年鉴》4册，收录各杂志中与女性问题相关的文章，该书一版再版，尤其《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更是受到学者青睐，成为了解民国女性问题的一块窗口。有趣的是，相对《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的重视，同为梅生所编的《妇女年鉴》反倒没有受到器重，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才更名作《女界文学读本》重新出版。笔者曾比对《妇女年鉴》与《女界文学读本》两书，发现两者收录的内容完全一致，除了目次页版面稍改，就连尾页都还一致保留“妇女年鉴第一册终”的字眼。

◢网罗20年代女性课题

《女界文学读本》，乍看书名，似乎是一部与女性文学相关的休闲读物，然而翻开内页，首先映入眼前的却是由梅生汇整各名家所撰与“女权”相关的文章，全书分做14个单元，涵盖“通论、女权运动、妇女参政运动、贞操问题、妇女体育问题、妇女劳动问题、女子教育问题、男女同学、家庭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妇女与合作、传记、杂类”。对看同样由梅生编辑的《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能发现两书收录的小题近乎相同，虽然“男女同学”与“妇女劳动问题”这两项并未独立成一单元，却各收入“（二）教育问题”及“（三）生活问题”中，唯有“女权运动”、“妇女体育问题”、“妇女与合作”3项小题未出现在《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里。

但这并不意味《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相对《女界文学读本》来得浅薄，相反它所收录的内容更为庞杂，就连“生育制度、离婚问题、独身问题、儿童共育问题、娼婢问题”等也囊括其中，可说几乎网罗了20年代与女性论相关话题的内容。之所以未收录上述3项小题，究其原因，与两书的取向相关，《女界文学读本》前身原名作《妇女年鉴》，而作为一本年鉴，其特性为网罗汇聚相关主题的时事资料到该书的出版年份，内容包含各方面的叙述、整理、统计等资料，供了解过去的发展概况，以资未来。也正因此特性，所以翻看两书相同单元的篇目——“教育问题”，则能发现《女界文学读本》的文章更偏向资料汇整，略述发展概况与未来展望，如书中收录的〈妇女教育运动概略〉、〈我国女子中等教育〉、〈改进中国女子教育之计划〉等几篇皆为如此，至于《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则更偏向其时所面对之问题讨论，如〈今后的女子教育〉、〈怎样救济失学的妇女〉、〈男女同学后的感觉〉、〈讨论男女同学问题〉等。

◢文学读本，不文艺！

也正因其年鉴的特性，才使《女界文学读本》在“女权运动”小题中，不厌其烦地叙述相关运动的前后发展，如〈妇女运动的成立及其要求〉、〈中国最近妇女运动〉、〈女权运动观及中国目前女权运动应取的步骤〉这类汇整总结的文章。是的，这是一部一点都不文艺的“文学读本”，它不但不是文学读物，更是一部硬得不行的民国女权资料汇编书。然而正因如此，内里记载才保留了部分民国女性的真实状况，如身处底层劳工的女工哀告书，就在〈上海丝厂女工底工作时间问题〉中全书转载，提及她们“不远数百里……佣工丝厂，每日仅博取代价银洋四角……而该丝茧公所总董沈镛不知顾恤”，进而控诉公司“工作时间太长不能忍受”、“工价扣作押金不敷生活”、“做工稍不如意，惨加酷刑”，唯有哀告“海内仁人君子”，盼工界同袍，施以援手，以求一线生机。

《女界文学读本》如果只是凸显民国时期的女性概况，那它不过是部与《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相似的书，并不值得称道。它的特别之处，正正在于它对各女性问题的总结，正如〈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一文中提及当时的妇女运动“可分为劳动妇女运动、女权及参政运动、基督教妇女运动三派”，其中在“劳动妇女运动”解说里，就撰表倾诉1922年中国劳动妇女罢工的地点、厂名、人数、时期、原因及结果；而在“女权及参政运动”中则明确表达女权派的诉求为“（1）参政权（2）财产与继承权（3）职业与工眦平等权（4）婚姻自由权（5）教育平等权”；至于“基督教妇女运动”则较常向“妇女群众宣传育婴卫生节俭及禁止无益之嗜好”的道理，并曾有以下成绩，如“上海中英美妇女会通过函请市政厅取缔童工办法三条”、“设工儿院”、声援代丝厂女工等，“于劳动妇女要称不遗余力的帮助”，简明扼要地叙述了3派的发展与诉求。

且有趣的是，著者不只简略介绍各派慨况，更对她们的行动评头论足，如他认为“一种运动实力的标准，常因群众的多寡及组织力战斗力的强弱而决定”，相对劳动妇女为“争自由争本身利益常常以几千几百的群众”，以罢工的方式与厂商对抗，女权派却“从未有过千人以上的群众运动…… 除了叩头式的请愿和打拱式的哀求，对旧社会从不敢有反抗的表示”，而大多数“职员会员连平常一个会议也到不齐”，以为只要“打打电报上封信便已尽了女权运动问题的能事”，所讲述的女权运动发展实况，与一般所认知的情形有着不小的落差，虽然无法得知著者本身是否带有个人偏见，但他无疑为我们提供民国女权运动的另一侧面，由是《女界文学读本》不失为了解民国20年代以前女权思潮及女性问题的重要史料，值得读者细细品读。

《妇女年鉴》经11年后改名《女界文学读本》再版发售，书名的更动也许是原书的滞销，但我更愿相信的是，《女界文学读本》的更名，其实传达着书坊及编者对女权运动的期许，或许在他们的思绪里，这部再版的“文学读本”，不应只是部女权思潮发展史的年鉴，更应是一部女性必读，宛若文学书般的普通读物，期许当代女性翻阅后，继续为女性的权益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