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焕然.钱穆的《国史大纲》

钱穆的《国史大纲》是一本陪伴我，翻到烂了又修补的中国通史参考书。不仅仅因为教学需要（给马来西亚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当教科书，也的确是“深”了些）。

我大学时代（成功大学历史系）教中国通史的老师金中枢教授，是钱穆等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肇始之初的学生。金老师特别尊重钱穆。我们上课的时候，金老师常常跟我们讲他在香港新亚书院上课，老师和学生相处的故事。教讲中国通史，也言必举“钱先生怎么怎么说”，并要求我们上课要作笔记。我笔录速记之快，想来还是在当年中通课的磨练。而金老师的中通期末考评的作业分，是要收阅学生的笔记本的。学长口耳相传，据说作业分数高低是以我们抄了多少“钱先生说”的语录来定夺。也不懂是真是假，反正学长姐代代相传这说法，我们只得拼命抄“钱先生说”。

其实，在台湾史学界，钱穆自成一派，又不见其派。不像台大“史料学派”师徒之相承。许倬云说钱穆是“一个未有命名的史观学派，应是民族史观。”《国史大纲》其实很“难读”，因其纲要太简，又多微言大义。但诚如许倬云在为王晴佳《台湾史学五十年》写序言〈也是一番反省〉所说的：“日本侵华日亟，抗战军兴，钱穆先生在警报声中，讲授国史，其贯注的精神，也是民族史观。是以《国史大纲》对于中国文化的优美之处，发扬阐释，甚多卓见。”

钱穆写史的目的性很强，与所谓强调“科学”、“客观”，以“考史”为志业的史料学派不同。但以钱先生之功力，并不表示他不重视考证。其名著《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亦是考证史学上的经典之作。只是钱穆的写史，其问题意识，特别是其当代意识很强。他认为，史料是死的，如何从史料中获得历史智识，那才是活的历史研究。他强调“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这是他对历史研究很强烈的意识。从当下找问题，从历史找答案。钱穆很注重通史，并力图从历史中发现“精神”和“意义”。

就方法论而言，其新亚大弟子余英时指说“钱穆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就著史的精神层面，钱先生是“一生为故国招魂”的读书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文化意识，深入中国史，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但“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收有一篇他在我母校成功大学的演讲〈史学导言〉（其演讲稿原刊于1970年《中央日报》）中指说：“历史乃是一种生命之学。有生命，必有精神。生命藏在里，精神表露在外。由生命表露出精神，一是其性格，一是其力量。”但他也指说“在当前，我们能对历史多研究，少批评，更所力戒的是谩骂。”并引《孟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来讲历史，钱穆说：研究中国历史，至少要看两个层面，“一面是积存，一面是变化”。“要学历史，须能把全部历史在大心胸大智慧下融通一体，见其大又能见其通，此须我们学历史者之聪明与学力。”

钱穆《国史大纲》的上册写得很好，但其下册后半部却过于草率简略。或许钱先生以为明代及其以后的“专制”政权也是“不好”的东西，他隐而不多说了。对于钱穆的“爱（中）国”情感和民族史观，我在大学时代“台湾意识”高涨的年代，早已痛苦的解构。然而或许是潜移默化吧！后来才渐渐明白钱穆在《国史大纲》所言及的，研究中国历史，“你要有一份温情”这句话的涵义。

不仅仅在于中国历史是这样。不论你研究什么课题，请对你的研究对象存有一份温情和敬意。那是一种对历史理解之同理心，对历史一份宽厚、同情的理解。钱穆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师从其“民族史观”其说其法的，其实不多。但不管是青出于蓝，还是平凡生活的，悟其道者，我们今天还在勤于写史的，靠的就是那股人文温情和人道淑世关怀的信念和动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