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9:00am 17/05/2021

关丽玲／让教育回归教育

作者: 关丽玲（副刊副主任）

记得2018年我在一篇编采手记写过，希望新政府可以开放言论空间，让体制内的教育工作者有自由发声的空间。教育工作者因受制于公务员不能针对政策公开发言，老师缺乏对外分享成果的动力，欲点出制度不足也无法畅所欲言。

3年过去了，政府也换了，这些年情况没有改变。跑教育线的记者，试过约访被拒、向有关单位申请访问却被带“游花园”的情况还真不少。以前，我们摇个电话给校长就可以访学校，为什么现在却越来越难？写公函、预约时间等一层层的审批，最后等到的是冷冰冰的书面回答，写出来的报道也难有温度。（当然，这种情况也不只发生在教育部。）

就算接受访问也碍于真实身分不能曝光，而匿名受访，有的不知有何“负面”可言的报道，受访者却受到警告，令人纳闷的是，捉这些毫无教育意义的事，难道就是教育局或教育部的角色？

在这样的大环境，引起公愤的艾因事件，被学校和教育部毫无作为地扫在地毯下也就不意外了。

换位思考，若我是艾因的老师，遇到她跟我报告，我会怎么做？处在家长式管理体制中，真的不敢想像自己会不会跟她的老师或者批评她的人一样，息事宁人或者认为小事一桩不必认真。

很多教育新想法，尤其教育工作者不断强调──我们未来要朝向21世纪学习技能，要培育独立思考、具备思辨能力的全方位人才……好了，现在我们看到艾因的出现，以及人权意识的抬头，不是应该感到高兴？难道这些教育理念，只是堂皇地空谈而已？

落实18岁投票权，整个独立思考的培养很大部分就在学校了。我们不是要洗脑教育，但希望学校可以成为一个自由思辨的教育场所。例如，要如何杜绝学生说谎，逃避斋戒或上体育课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采取检查月经的粗暴方式？学校里遇到性别歧视，应该怎么做？还有历史科内容可以怎么教？包括艾因、杨宝贝事件，这等等议题学校都可以让学生参与讨论，一起解决，一起省思。

最近看到社交平台广传了很多老师对一些议题的想法，尤其UPSR废除，都很有见地。为什么老师在体制内就不可提反建议？塑造批判思维、解决难题的能力，是可以从学校练起的。

这一年多来，抽时间采访了好些人和线上教育活动，刚好访的多是老师，有不忘初衷加入教职的老师，有很爱教书、投入研究的大学讲师。线上教育活动中，不少的老师在课下时间进修，观摩外国老师的教学法，演讲的老师也不吝分享各种创意教学方案。隔着荧幕的我，感受到他们对自己专业的一团火。

大家都过得不容易，反反复复的线上线下课堂，朝令夕改的政策，老师的压力不会比任何人少。新闻报道读到老师带动为学生解决上网课、帮助贫困家庭的暖心故事，感恩还有很多好老师的敬业乐业。5月16日的教师节，不想叫老师太难，只希望让教育回归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