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口的橱柜上，钉着切．格瓦拉的画像。那是保罗．戴维斯的著名插画，切的眼光坚定、明亮却温柔，贝雷帽上的五角星闪闪发光，帽子下的头发有一种孩子气式的蓬乱。

多年来，格瓦拉让人着迷的是他将理想付诸行动的勇气，与果敢、勇气背后难掩的温柔。在游击战的行军中，他常手持一卷聂鲁达入睡。

画像不是来自海报，而是一本杂志的封底。

“你知道《70年代双周刊》吗？”梁国雄问我，“我的很多想法都从这本杂志开始的。”《70年代双周刊》创办于1970年1月1日。24岁的吴仲贤与23岁的莫昭如是两位主要创办人。

前者因一年前的“珠海事件”而知名——他在就读的珠海书院发动罢课，以反对校方操控学生会，被开除学籍。

“Pitzer曾说过：‘在历史上，无论何时何地，大学一旦成为政治或意理（Ideology）的工具，便得遭殃。’我们想补充：‘在历史上，无论何时何地，大学一旦成为金钱的工具，必然遭殃。’”吴仲贤在校内的《大学生活》杂志中写道。这种情绪既源于他个人的自由精神，也与时代氛围有关。60年代的世界被学生运动所占据，从柏克莱到巴黎到东京，从布拉格与北京，出于不同的原因与主张，青年们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于既有制度的抗议。但在彼时的香港，这注定是孤独的呐喊，这个夹杂在红色中国与没落帝国的城市首要渴望的是秩序，而不是颠覆。

而从澳洲留学归来的莫昭如也是一个颠覆者，在阿德蕾德大学研读经济学时，就受到反越战思潮的影响，不过，他很是不以为然于同样流行的“文革崇拜”——他知道它也一点不像这些外来者想像的浪漫，相反的，它意味着人道灾难。他成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切既有体制都意味着压迫，都需要反抗。比起吴仲贤的浓郁的政治意识，他的兴趣在于艺术。

他们与随之加入的一些青年人，令《70年代双周刊》变成了一本无法归类、活力盎然的杂志。即使在今天，仅仅是浏览封面，你也会为它的丰富与前卫大吃一惊。鲍勃．迪伦的抗议音乐、法国新浪潮电影、柏克莱的学生运动、罗素哲学、伊朗的街头骚乱、中国的文化革命、孟加拉的人民抗争就这样排列在一起。

除去引介西方青年文化、社会抗议的思潮，它刊登本地青年作家与艺术家的作品，还鼓励本地的工人运动，批评中国大陆的政策，呼唤香港青年人在文化与政治上的自觉。在他看来，“香港的青年都囚禁在不可逾越的沙丘里，昏睡的固然永远沉沦，清醒的也不能自救”，要打破这无力与无根的状态，必然要从反抗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开始。它似乎是60年代西方学运的延续，音乐、抗议、文艺、思想、时政混杂在一起。

对这本杂志的编辑来说，仅仅的思想不能令人满足，他们还要把理念转化成行动，从纸面呼喊转变成直接抗争。它连串工人运动，酿成小规模工潮，筹组“工学联盟筹备委员会”，争取中文成为香港法定语文，获得与英文同等的地位。

1971年的钓鱼台危机，则为他们的行动增添了新的燃料。他们不仅连续刊发了报导与声明，还发起了一次次的公开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撞。倘若台湾青年把钓鱼台事件视作对抗国民党威权的机会，那么吴仲贤这批青年则用它来挑战英国殖民者。在1971年5月4日，一群青年聚集于皇后码头，抗议日本占领钓鱼台，这像是双重传统的结合——民族主义与五四的启蒙精神。

在梁国雄的记忆里，他该是《70年代双周刊》最早的热心读者，这为他早熟的灵魂打开了另一扇窗。随之，他还在保钓游行的队伍中第一次感受到“群众的魅力”，这真是兴奋的经历，它令人忘记自身的孤立。比起从前半地下的小规模活动，这种公然走上的街头、吸引他人目光的行为，充满了半骄傲半炫耀式的快感。当然，没人会太在意思这个少年人。他才十四、五岁，逃离了寄居的家庭，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这必定也是狼狈不堪的日子，他要为最简单的日常生活苦苦挣扎。这种骄傲、敏感、孤独、酷爱阅读的心，很容易成为了《70年代双周刊》的追随者。

“他还是个小孩子，都叫他‘雄仔’”——在一个小雨的上午，我见到了莫昭如，他这样说起当年的梁国雄。满头银发的莫昭如仍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像是刚从泛黄的武侠小说的页面中走出来。他仍在用听不太懂的粤语普通话对我回忆往日，评论当下。他的谈话会突然停下来，两眼望着前方，不知道是拚命搜寻记忆，还是出了神，就像他的话剧作品、他的人生，充满了即兴式的片段。他仍大骂中国的丑陋现象——40年前，他说毛泽东的革命变成了新官僚，现在则说北京早已放弃了社会主义，变成了最极端的资本主义。他仍在相信，革命随时可能爆发。也像40年前一样，他试图把自己的思考与人民结合在一起。从前，他通过杂志鼓动风潮，现在则通过“民众剧场”来扩散理念。他的一生是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杂乱又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