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意外中死伤的移工／02】工欲善其事，必先提升工安意识 移工的命也是命

当时，赛德是“借”给另一个老板的移工。他被送到几家私人诊所，都不受理。“老板”非常焦急，半夜三更打电话给赛德真正的雇主。当时赛德只听得懂一点点马来话，半清醒间他听到雇主说“别等了，直接送去医院！”

最后，左手虎口逢了7针，医药费700令吉，雇主愿意支付。他的左手暂时不能动，但仍心急开工。“我的老板很好，他说‘你可以来工地，但不要给我看到你偷偷做工，不然我直接给你放假一个月！’”老板嘴上放狠话，实则贴心地让他仍照常上班领取日薪。赛德过意不去，趁老板走开或回家，就单手做工。

然而，并非每个移工都像赛德能遇到负责任的雇主。工程领域有很多发包（subcontract）的情况，抑或像赛德那样被“借”给其他雇主，导致意外发生时难以咎责，或“便于卸责”。

移工为我国经济卖命，但基本权益常被忽视

长期关注移工议题的非政府组织Our Journey总监苏米塔（Sumitha Shanthini Kishna）解释，移工的合约通常是3年，期间只能在所属公司做工。但一般工程的完工时间少于3年，一旦完工，除非公司有新的工程，否则雇主通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移工去其他工地找工作，或者“出借”给其他公司。

“我不会归纳这些移工为‘无证移工’（undocumented）。不过意外发生时他们确实不该‘出现’在那。问题来了，谁该负责？”苏米塔说，大马半岛劳工局的规章并不承认无证移工和不在所属公司的移工。她认为，当局应该厘清更多细节，毕竟很多移工是次级承包商旗下的工人，本来就常被发包到不同工地轮转做工。

所幸民事法支持工人的权益，工人因工死伤后能入禀民事法庭向主承包商求取赔偿。当然，这得经过调查证实是主承包商疏忽，没有提供完善的工安环境和配备，或监督移工遵守工安条例。只是，诉讼漫长，很多移工和家属选择打退堂鼓。

移工为我国经济建设卖命，但他们的基本权益常常被忽视。苏米塔提醒，移工因工死伤，雇主必须在10天内向劳工局投报，展开意外调查，再处理赔偿金等事项。

2018年，一名尼泊尔移工从工地5楼高处摔下，中途砸到锌板，坠地背部重伤，造成半身不遂。因为不能坐立，他回国时得购买3个机位才能卧躺，加上需要人同行照顾，费用加起来约2万2000令吉。

虽然雇主偿付了2个月的医药费，但碍于是无证移工，无法获得理赔。他的家属透过移工援助跨国网络“Migrant Forum in Asia”（亚洲移民论坛）联系Our Journey。

在他住院期间，苏米塔和其他成员建议他提出民事诉讼要求理赔，而且可先回国，再授权在马的人代为诉讼。“可是他执意不要（诉讼），我们也不能强逼。”

另一个案例，一名印度移工在工程中意外死亡，家属迟迟没有收到理赔，向当地非政府组织求助。同样透过亚洲移民论坛跨国联系，Our Journey致函人力资源部和移工的公司，确认是否已投报死亡案件及理赔审批进度。

“人力资源部回复已经批准理赔，只需家属那里（印度）完成手续接收理赔，但是整个过程耗时2年。”

协助移工群体处理工伤意外后续，苏米塔发现手续繁复，有时移工死后几天雇主才有空通知家属死讯。她也感慨，国家系统没有无证者的资料，加上有些劳工输出国近10年才数码化资料，如果一个移工早在1990年代就来马，那真的会查无资料。有些移工离家太久，和家里断了联系，家属碍于费用太高不愿接遗体回来。“马六甲的法医部门曾提供照片请我们帮忙找家属，但真的找不到。遗体保留了3个月，只好在这里下葬或火化。”

媒体应多报道工地意外，提升工地安全关注

同样来马逾6年的印尼移工伊万（化名），行管期间只能待在工地宿舍（kongsi），连外出购物都不行。他在家乡就是建筑工人，多数建造排屋。来到马来西亚，接触更多办公大楼、公寓等高楼建筑工程，包括Merdeka PNB 118摩天楼。“像我们这样读书不多，在家乡有什么工作经验，就来马来西亚找什么工做啰。”

他的工作危险在于高楼边缘作业，尤其建筑物还没建成，凌空搭建鹰架或板模，或在高处安装窗口。“风一吹施工吊篮（construction gondola）摇晃得厉害，也是非常危险。”

他有个朋友前阵子回印尼，因为锯铁时不小心被电线缠到而割伤手，截掉两只手指。“我呢，多数在组装铁架，被勾到绊倒，或者地滑跌倒，各种轻伤肯定会有的。”伊万强调，不管在建筑物内部、外围，高处、低处，该遵守的安全措施当然不能马虎，必备安全头盔、安全背带（safety harness）。

每周例行会议，主管提醒安全措施，尤其在高处作业一定要穿戴安全头盔和安全背带。若没有遵守工地安全守则，被检举是会被开罚单的。不过，伊万透露，有些工人总是嫌背带太重太短，很难移动。

苏米塔坦言，非政府组织能做的只有加强宣导提升移工的工安意识。工地主任有责任确保所有工人需佩戴安全配备。然而，有时雇主没有提供安全设备，移工也不懂争取；抑或没有严格把关，放任移工不穿戴安全配备。当然也有不少移工过分自信而不穿戴。“他们自认在家乡有建筑经验，但没意识到马来西亚的高楼工程远比家乡的高很多。”

苏米塔也认为，媒体应该报道任何大小工程意外，民众才会认知到建筑工地意外真的很多，关注我国的工地安全。就如新加坡政府有意使用无人机航拍巡视工地安全情况，我国也可着手研究实行。

移工聘请制度不完善，唯有雇主“决定”有证或无证

社会对移工常带有歧视和排外情绪（xenophobia），对此，苏米塔希望民众了解移工的聘雇过程。“而且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居住和工作的建筑物，所吃的食物都是移工有份贡献的。”

“有证或无证不是移工可以主宰的，而由雇主决定。”她分析，我国的移工聘请制度不够完善，一来费用太高，雇主不愿替移工申请或更新准证；二来配额有限，雇主若不被批准，又需要在限时内完工，只好选择“借用”或聘请无证移工。

再者，准证更新手续繁复，很多雇主交由代理代办。若雇主不愿付费续聘，移工只好自掏腰包，但不是每个人付得起。也有行骗的代理，要求全额预付，拿走移工护照后人间蒸发。他们的护照可能就此流入黑市。

等到证件过期了，又联络不上代理，沦落成“非法”的移工很难向大使馆重新申请护照，必要文件是警局报案纸。“一个证件过期的移工要如何去警局报失护照呢？”

后记：

全面行管期间，内政部大举逮捕非法移工，非政府组织和部分在野党领袖声援移工，认为此举只会让移工窜逃，造成更大传染风险；把他们关进扣留所，也是一种“群聚”，又可能引发感染群。

移工议题是复杂的结构问题，绝对不是网络酸民一句“你那么有爱心，把他们带回家啦”，就能解决的。苏米塔忍不住反击，“政府也该当机立断遣送他们回国，关在扣留所干嘛呢？”看清楚制度对雇主和移工的不便，加以改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透过一件件工程意外，了解移工面对的生死问题，只愿同样生而为人，能多一分同理心。

延伸阅读：

【工程意外中死伤的移工／01】工程意外现场 救难不分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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