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志伟.中医界能软着陆吗？

政府先后于2001年公布国家传统与辅助医疗政策、2013年首次宪报颁布传统与辅助医疗法令（简称《传辅法令》）、2016年该法令获第二度宪报颁布，并于同年8月启动第一阶段，成立法定管制机构：传统与辅助医疗理事会。随着条件成熟，第二阶段于今年3月15日启动为期3年的注册工作，传统与辅助医疗领域（下称传辅医疗）即将面临转型为系统管制，调试过程势必充满挑战。

癸违20年的卫生政策水到渠成之际，竟在6月晴天霹雳，政府突然下令全面禁止传辅医疗领域营业而陷入异常尴尬的局面。回顾我国中医药近代史，即便最严峻的日治时期与50年代征收中药入口税风波，都未遭到强制“熄灯”。如果说这禁令是中医在我国落地生根600年来的空前危机并不为过，而且全部传辅医疗源流无一幸免。

传辅医疗是国家卫生体系的分支，不该在任何时候遭边缘化。政府为了抗疫动用公权力禁止传辅医疗不仅打击业者，无形中也惩罚患者，两者经不起折腾双双举白旗的社会悲剧，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国安部在纷纷扰扰一个月后姗姗来迟推出让业界感到诚意不足，食之无味的“复业套餐”，此缓兵之计难免留下一条尾巴。

纵观此风波，传辅医疗在去年2次行管令获列为关键服务却在今年临时说禁就禁，官方没有及时拟定有效的缓冲，也没有明确交代缘由，高官更是神隐，显而易见高官显要的高姿态。从公共管理而言，无论公关、规划、知情权与问责，表现均令人遗憾。

试想，攸关生命健康、具有国家政策地位的关键服务行业都可以一夜变天，让人怎能对公共政策与制度有信心呢？这或多或少反映西医体系为主流的医疗霸权。此段黑暗的经历委实重创中医界，并为栽培未来接班人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

这次世纪危机让中医界意识到命运无法自主，更深深体会到认识国家体制与政策的重要性，以及理解国情有别于中医的发源地。新世纪带来新希望、机会以及风险，比如：西医界已做好准备吸纳符合循证医学模式的传统治疗方法。各种崭新挑战接踵而来，中医界做好准备迎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