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报 |


Advertisement

分享到 : 

2021-07-22 07:10:00  2515730

丁杰隆.農民抗争运动

城乡大桌

2014年冬天春节前夕,因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的一项都市再生合作计划受邀参与“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获机会出访香港。

其中一天行程在新界郊外,让我们得以深入理解香港高度城市化的另一面——湿地、农田和村屋,包括陈允中副教授的家。陈允中来自马来西亚,也是母校城乡所大学长,美国加州大学都市规划博士毕业后长居香港教书,深耕社区保育和土地正义。

当时石岗菜园村因高铁发展而遭强拆,农民组织联盟,经数年激烈抗争后与政府达成“整村搬迁”协议,按“一水一村一块田”重建村落。陈允中参与其中,不但协助农民重建,自己也搬进村落附近居住。2016年,另一联盟成员朱凯迪以独立人士参选立法会选举,在新界西以最高票当选,则是后来佳话。

但并非所有关乎农民的抗争运动都能达到预期目标。菜园村虽然还是保不住,但透过民间力量自立建村的模式,至少在香港是史无前例。

有人说彭亨劳勿榴梿芭事件,农民行为激进。如果不是用尽办法,没有其他选择,农民又怎会想冒险抗争?

若回顾我国独立后近代史,农民有组织且大规模抗争是罕见的,因为大家知道,就算抗争,也很容易且很快速被国家推土机式镇压下去,大多数徒劳无功,只有非常少数才能盼到翻案。例如,独立初期发生在雪州直落昂(Teluk Gong)事件,农民苦等50年,直到雪州希盟执政后提出“以地换地”才获圆满。

农民一方面被国家赋予肩负增加国内农作供给量、实现自给自足的重任,另一方面却往往又是最容易被打压的一群。因为农民往往缺乏话语权和选择权,不论是在任何方面。

这是因为农业的脆弱属性,包括供需受到季节影响,也看天吃饭,以及农产品容易变质腐烂,收割后需要最快时间送抵消费端,就得面对中间商和大型跨国供应链巨头的价格操纵与剥削。

我国农业也是官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介入最深的行业。但政府却从未认真思考农地议题。作为生产最基本要素,许多农地并无长远保障。当需要你的时候,就鼓励你多耕作。当不再需要的时候,农民和农地往往是最优先被遗弃,因为在整个资本运作里最不值钱。

联邦土地发展局辖下FGV控股在2012年上市时,是当年全球第三大新股上市计划。现在回头看,大输家却是垦殖民,不仅债台高筑,垦殖民历经三代仍长期陷入生活困境。这是国家结合财团运作,但却弄巧反拙的最好借镜。讽刺是,政府在本月全国垦殖民日推出“重启”计划(restart),却对过去丝毫没有歉意。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James Scott在其研究《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1985)和《国家的视野》(Seeing Like a State,1997)提醒,“他者”必须看见农业中隐藏的阶级权力不对等和支配关系,以及国家如何籍由农业过程展示“掌控土地” 和“统治”的力量。

劳勿榴梿芭事件和任何农民抗争运动一样,总会有人企图离间,无限放大农民的自身利益,让抗争焦点模糊。

作者 : 丁杰隆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1-07-22

热门话题 :


分享到 : 


【免责声明】
星洲网促请读者、网民与观众,共同维护言论自由精神,营造理性交流环境;任何人身攻击、鼓吹种族与宗教仇恨、诽谤与造谣等留言,皆不代表本网站立场。本网站有权删除任何违反此原则的留言。


Advertisement

其他新闻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最高浏览
最多分享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你也可能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