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前后几年，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在全球各地开花结果：1989年12月，捷克“公民论坛”的哈维尔当选总统；隔年12月，波兰“团结工联”的华勒沙当选总统；1994年5月，南非“非洲国民议会”的曼德拉当选总统。他们三人都曾被视为民主象征，也被人民期待扮演国家转型的掌舵者角色。

20年后，这三个曾经卷起千堆雪的英雄人物，如今都已变成历史人物，华勒沙仍健在，哈维尔与曼德拉已过世；三人的功过是非，也各有定论。

其中华勒沙的境遇最为不堪，他崛起快，但陨落更快。他在总统任内的民调曾经跌到祇剩百分之十，1995年连任又失败，2000年三度参选，得票率更少到祇有百分之一，可见他在波兰已成为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边缘人物。

哈维尔任内虽因斯洛伐克的独立，让他一度受挫，但他的道德光环却未褪色，也让他顺利连任，直到2003年才卸任。而且，他虽然当了总统，却仍然不改当年搞反对运动的本色，行为举止仍然像个老文青，仍然坚信“无权力者的权力”理念，卸任后更还他初服，写了许多部剧本。

而曼德拉则是三人中个人瑕疵最少、治国挫折也最少的一位。他上任不久即宣布绝不连任，5年任内，国内虽仍有因种族隔离仇恨残余而引发的动乱，但宪政民主政体的确立，不但消弭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内战，也让这个彩虹国度一步步在乱中有序中前进。

很多人都以为，曼德拉是靠道德魅力治国。但替他写传记的史登格尔（Richard Stengel）却不以为然：“因为曼德拉那么坚强又那么有魅力，很多人因此忘了他有多聪明”。他虽然知道转型期国家领导人不能祇谈民调、选票与策略，必须要谈象征性的原则与理念；但坐在总统府里思考决策时，曼德拉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说好听点，是个理想型的实用主义者。

曼德拉的治国原则其实祇有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平等权利。祇要能让南非人民逐步迈向这块应许之地，他都愿意妥协、改变、调整与修正他自己的主张。而且，他是一个困而学之的国家领导人，坐牢27年，让他与外在世界严重隔离；出狱后，他更像作过一场大梦的“李伯”，在他眼中的世界完全改变了样子。他找了各个领域的专家替他恶补功课，女权、现代媒体与爱滋病等等，他无一不学。

但现实与他的原则却常有冲突。他虽会坚持，但如果他知道自己主张错误或观念落伍，曼德拉也经常会“吾从众”。例如，他曾坚持投票年龄门槛应降至十四岁，让年轻人都有机会参政。但负责制宪的大法官却强烈反对，提醒他全世界祇有朝鲜、伊朗等非民主国家才如此，他最后不但让步，并常举例此事自嘲。

史登格尔对曼德拉这种治国风格曾有这样的形容：当他离开监狱执政后，他把所有抽象的辩论都搁在一边。他虽相信社会主义，但他知道社会主义会妨碍他对民主与族群和解的追求。他虽有理念原则，但当情境改变了，策略就必须融合原则与情境而予以修正。曼德拉不认为这是反覆或不决，而认为这就是实用主义。

曼德拉这种治国风格，当然难免会被人批评是背叛。但跟他有多年朝夕相处经验的史登格尔却也有不同看法：“他不是，也永远不可能像甘地，用生命来坚持一个原则”，“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甚至是个矛盾的人”，“他有太多矛盾，但却很少乡愿伪善”，“他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没有太多缺点，而是因为他克服了那些缺点”。连曼德拉也自认，被人当成弥赛亚“是一件很不健康的事”，人民最后一定会因为弥赛亚“过度承诺但低度实践”而失望；人民的失望，正是弥赛亚或所有政客的死刑。

跟华勒沙与哈维尔一样，曼德拉也有许多让人民失望之处之事；但他带给南非人民的期待与憧憬，却远比他们二人要多。他虽然改变了南非“政治景观”，但南非“经济景观”却改变不多。然而，就像曼德拉所说镇“我祇设定方向，并不负责操舵”，他让南非渡过了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动荡不安，也描绘了那块应许之地的目标与图像。后曼德拉时代的南非，或许仍将在汹涌波涛中颠簸前行，但国家航向应该不会迷路；这就是曼德拉留给南非、非洲甚至全世界的最重要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