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邵逸夫，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中，全球华人社会就没有那些光影交汇的华丽，没有那些熠熠星光，没有那些动人的故事，没有那些让人心折的软实力，可以在冷战的泛政治化年代，滋润多少干枯的心灵。

在5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间，正是冷战的高潮，全球华人社会被国共两党所割裂。中国大陆在反右、文革的狂飙中，文艺都被意识形态的枷锁操控。一部电影拍得好不好，不是看票房，而是看是否政治正确。孙渝的《武训传》被痛批，姚克的《清宫秘史》被作为批判刘少奇的工具。不仅“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江青在文革期间，曾经批判上百部电影。“伟大的”政治领袖的权力焦虑，成为电影工作者的忧虑，也成为中国电影的灾难。

在台湾，电影的背后也隐藏着政治的影子，权力当局强调要歌颂光明，消灭黑暗，推出“健康写实”的电影，李行的《养鸭人家》、李嘉的《我女若兰》都是典型例子。

但只有在邵氏电影中，在香港的自由的环境中，那些失去了“自由”的中国，那些失去了“传统”的中国，才会潇洒地出现。邵氏所拍的一千多部电影中，不少都充满对中华文化的向往与眷恋。从凌波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到林黛的《江山美人》，从郑佩佩的《大醉侠》到王羽的《独臂刀》，每一寸的胶片中，渗透着中华文化的元素。也许那些苛刻的影评说它们太俗艳了，太没有艺术价值了，但邵氏电影不是拍给威尼斯影展的曲高和寡的作品，而是拍给大多数人享受的通俗娱乐。在声光掩映中，邵氏电影让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华人，在与神州大地隔绝的冷战年代，没有失去与长城、黄河、长江的联系，没有失去与中华文化的联系，没有出现历史与文化的断层。

如果没有邵逸夫，台湾不会出现黄梅调的热潮，不会因为《梁山伯与祝英台》而流泪。如果没有邵逸夫，我们不会看到李翰祥、岳枫、胡金铨、张彻等导演的作品，也不会看到李丽华、林黛、赵雷、陈厚、乐蒂等迷人的身影。

如果没有邵逸夫，就不会出现TVB的演员训练班，不会出现周润发、刘德华、梁朝伟等天皇巨星。

但也是冷战年代的香港，造就了邵逸夫。如果他今天才来到香港，说不标准的广东话，拥有那么多文化资源，他一定会被香港那些网络愤青毒骂为“蝗虫”，被那些高举“反对大陆化”标语的民粹议员攻击，说他拍的逾千部电影大部份是说“国语”而不是广东话，违反了“香港优先”、“香港第一”。他对中华文化的痴迷会被怀疑是“卖港”，是“别有用心的大陆人”。

但邵逸夫只会温和地微笑，他知道钱穆强调对中国历史要有一种“温情”的态度，超越地域限制。他在戏里戏外的岁月，比很多的香港人更香港，比很多的中国人更中国。他知道香港的文化与政治发展，最终会与中国的巨大变革密切互动。在冷战年代如此，在今天的香港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