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到马来亚大学文学院演讲。一进场，哇！坐满。这是一场很享受的演讲。马大学生水平高，发问具深度。我喜欢。

我的讲题是《满剌加的建立与郑和下西洋的跨文化管理》。

“满剌加”是中国明代文献的记载，指的就是马六甲王朝。历史常识，马六甲建国初期，常受暹罗侵扰。但就在这个时候，马六甲开国之君拜里米苏拉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时的中国，明朝永乐皇帝（明成祖）即位，凭借强盛的经济和国力，大遣使节团出巡海外，宣扬国威。1403年，明朝使臣尹庆到访马六甲，拜里米苏拉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派特使跟随尹庆到中国访问，请求中国保护。

随后，又有郑和下西洋。马六甲特使也曾数次附搭郑和船只赴京，向明成祖申诉暹罗侵扰马六甲。明成祖随即严厉谴责暹罗国王。警告暹罗必须维持区域和平，不得侵犯弱小。

1405至1433年郑和奉命七下西洋，曾先后访问马来半岛的彭亨、吉兰丹，而且郑和船队也几乎每一次都到马六甲停泊，并在马六甲河边建造了一座有卫兵驻守的“官厂”。那是一座木造鼓楼城墙，晚间有士兵巡逻。在城墙内又再修筑了一处大仓库，存放粮食和宝货。郑和船队远航或回国，必经马六甲，就驻扎于此。

600年前的马六甲，是郑和下西洋的中继站，也是最值信赖的亲密盟友。拜里米苏拉等前三任国君都曾先后亲自到访中国，建立和平友好的马中关系。这些史实都确确实实地记录在明代官方正史档案《明实录》里头。

马六甲后来成为东西交通航线上的贸易中心。各国商人汇聚在这里，热络交易，叫卖声此起彼落。郑和下西洋的翻译官马欢，在其《瀛涯胜览》记说，马六甲这个地方白天炎热，晚上凉爽。有一条河从马来皇宫前流过，直入大海。马六甲国君派人在河上建了一座木桥。桥上建造了二十多座亭子，各种货物就在这里买卖。

你或许会好奇地问：当时的马六甲商人是用什么语言交谈做生意的呢？一个可以相信的推断：“说马来话。”简明易学的马来语，容易接受外来词汇，在当时已是区域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

但我们的认知不能仅止于此。16世纪葡萄牙外交官皮列士的《东方志》记说，在马六甲港常常听得到84种语言。

此外，当时的中国明朝、琉球王国（今日本冲绳县）和马六甲的官方贸易国书往来，都是用中文书写的。可见以明帝国为核心的中华朝贡体制圈内，“中文”也是公认的“官方流通文字”。

中国向来重视历史文献记录。由于马六甲和明朝有亲密邦交，中国文献多有记述两国来往事。若认真考核，中国文献几乎可以重建马六甲王统系谱和填补部份马六甲重要史实。

更有意思的是，全世界第一本马来语词典，是由明朝中国人编写的。1549年，由翻译官杨林校正的《满剌加国译语》，总共收载了482个古代马来语词汇及其读音。有趣的是，这本词典全是用中文书写的。

问答环节，马大学生问：“若马六甲史的叙述，只依靠中国文献，是否太单一性了？”

这提问很有深度。是的，任何历史文献都需要先怀疑，经考实。例如《明实录》记载满剌加第三任国王是“西里麻哈剌者”，想来就是Sri Maharaja，那是对国王的尊称，并非王名。

又，文献所载的开国之君“拜里米苏剌”（Parameswara），是否为Permaisura的讹转音译，也只是国王的尊称，而非国王的名字？但从另一角度思索，查Maharaja或Permaisura，都是出自印度梵文，由此亦或可窥探马六甲建国初期的文化源流轨迹。

纵使中国文献的记载仍需考证推敲，但中国自古以来，史官写史，有董狐之笔，有其秉笔实录的严谨史学传统精神。反倒是夹杂神话、文学夸张描述，甚至某种程度上穿插虚构成份故事的《马来纪年》和《汉都亚传》，其记述就更需要认真考证，小心引用了。于此，中国文献的“单一性”，更显“弥足珍贵”，更需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