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本出版于1958年3月，由王植原著作的《叶亚来传》记载，早在1862年代左右，文良港已存在，惟当时被命名为“文隆港”。

当时的文良港有很多简陋的亚答木屋，周遭尽是荒芜地区，路面也只有一条车道。由于车辆稀疏，村民闲暇时，还可以公然在路中央打羽球。

黄高超：陆佑对文良港贡献大

对史实颇有研究心得的文良港居民黄高超说，雪隆的历史是先有安邦（昔日称为暗邦），后有吉隆坡和万挠，时任华人甲必丹叶亚来（又称叶德来或叶来）曾从安邦路1英里，途经鹅唛河向北挺进，并取道文良港前往峇都喼。

他说，当时叶亚来向彭亨王亲弯亚曼借兵来攻打吉隆坡，不过他只是途经文良港的”过客”，即没有居住在文良港，也没有对文良港作出实际的贡献，反而真正有贡献的是另一名华裔先贤陆佑。

他口述历史说，在过去，旺沙马朱数百英亩的地段都属于华裔先贤陆佑的橡胶园，后期才被政府接管，而陆佑山就是在靠近军营的树林内。

2新村村民迁至千百家和士拉央

黄高超说，以前的文良港有两个新村，一个是四会村，另一个是甘榜巴西。大约在1971年，四会村有大约两百户人家的木屋，被政府拆除和勒令搬迁至八打灵再也的千百家新村和士拉央新村，他们多半是广东省会宁人。

至于甘榜巴西的约400多户居民，也在当年被重新安顿至一个由私人发展商兴建的翠湖园一带的组屋区，当中有1千900多个家庭。

他说，文良港曾孕育许多对社会有贡献的贤达闻人，包括6名丹斯里勋衔者，他们包括刘西蝶、刘耀全、林添良、林氵臼良、林清标及林钢河。

黄高超也向《大都会》社区报记者展示一篇刊载于1993年9月3日大都会版的《街头风情画》系列报道，里面清楚报道文良港彭亨路一带的史迹。

河流名称谐音成地方名

文良港的名称来由，如今已无迹可寻，难以考究。

不过据老一辈的村民口述，光前村（前南益树胶厂）附近，有一条河流的名称为双溪柏龙岗（Sungai Belongkong），与以福建话来念的“文良港”谐音，久而久之，就孕育了“文良港”的地方名。

在许多老村民的印象中，昔日的云顶吉冷路，有一间街知巷闻的“王重吉”饼干厂，惟在发展洪流下，该厂和周遭地段的房子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又一栋的高楼大厦和商店。在文良港的其余工厂还包括板厂和木箱厂。

黄水宗（78岁，正宗酱园贸易公司东主）：到酱油厂打工再设厂

“我年轻时住在丹绒加弄，直至1962年，有人介绍我到鹅唛4英里的一间酱油厂打工。12年后，我才自己开厂做老板，结果一做就是42年。

当年的鹅唛路只有很少户人家，五六英里以上都是马来人多，华人都集中在四英里的光前村，当中又以南益树胶厂的员工居多。”

陈福气（老村民）：当年住家周遭长满茅草

“我是在1972年随同父亲搬迁至鹅唛路三支半（如今的3英里半）的木屋区，它又称为‘柑蜜山’木屋区，住家周遭一带都是荒芜地带，有很多茅草。

当时我们租的住家，包括邻近木屋，总共只有29户人家。

让我难忘的是，在云顶吉冷路一带的三重吉饼干厂是处于低洼地区，过去也经常逢雨成灾，我车子也曾被浸泡在水中。”

黄高超（55岁，土生土长的居民）：大街曾有逾60间摩哆店

“我是文良港大街的原居民，见证大街商店的变迁，自从很多店铺迁离后，如今在大街一带，有超过60间的摩哆店，应该是全马最多。

大街的茶室原本有9间，如今已屈指可数。理发店原有6间，现在剩下2间；杂货店原有8间，现在剩下1间，洋货店原有4间，剩下半间（只有半间售卖洋货，另外半间开了药材店）、药材店也由原本的4间，剩下1间半，全都是两代经营。”

李泉兴（73岁，土生土长的村民）：曾在南益树胶厂任厂长

“我在1948年从中国南来马来亚，先在霹雳州安顺和怡保落脚，1954年才迁入鹅唛路的光前村。这个新村有290户居民都是南益树胶厂的员工。

我哥哥曾是南益树胶厂的员工，而我曾担任厂长。南益树胶厂的雇主是李光前、总经理是李成枫，高峰期最少有超过100名员工。

直至1946年左右的南北韩大战时期，橡胶大幅度跌价至每吨28令吉，银行一度拒绝贷款给南益，所幸李成枫以个人名义，成功向银行贷款。

后来树胶价格大起至每吨100余令吉，南益树胶厂在1948年起死回生。

以前制作胶片需要动用大量劳力，胶片洗了后还要拿去烘干，后来才逐渐以机器来取代。南益为光前村建树良多，以前建路的开销都是由该厂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