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浩|童子普•峇峇普


農曆七月將至,又到了士農工商籌備慶贊中元、大街小巷操辦盂蘭普度的時節。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出發,中元普度在本地華人社會里,大概是參與者與地域分佈最為廣泛的祭祀活動,同時也是本地有史可考、最為悠久的華人節俗,起碼也有至少300年曆史了。

馬六甲青雲亭裡珍藏有一塊木牌,一般不對外展示,惟新加坡學者莊欽永與本地學者阮湧俰曾先後在2018及2020年,在各自討論馬六甲甲必丹生平事蹟的論文中引用並抄錄了此木牌內容,讓我們也有幸知其一二。這塊木牌文字有兩部分組成,分別為龍飛丙午年(公元1726年)青雲亭觀音佛祖奉祀規例,以及龍飛丁未年(公元1727年)青雲亭募建大眾祠與大眾爺祭祀公約。此二木牌原件應已損毀,現存者乃為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由時任青雲亭亭主薛文舟所照錄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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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塊如今被學者稱為《觀音佛祖華誕與募建大眾祠暨春秋二祭公約》的木牌內文抄錄無誤,則1726年的青雲亭已有撥用公費、按例舉辦“中元普度”,且與農曆二月十九的觀音佛誕一樣有僧侶禮懺。1727年青雲亭募建大眾祠並供奉大眾爺,所規定的春秋二祭即是清明與中元,並且列明中元祭祀時應準備“食棹十二碗”、五牲、粿菓、銀箔、經衣、香燭和菜羹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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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青雲亭,馬六甲其他古剎也有關於早年七月普度的金石史料傳世。在保安宮的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小吊橋中元普度再捐緣序文》木版中便提到當地“我唐人寄寓以久年矣”,歷年秉承傳統設盂蘭盆會,後來當地耆老倡議集資八百元生息以供中元普度之用,時至丙寅年(1806年),由於通貨膨脹,利息已不夠用,於是又再募捐1000元以增加本金。由此推敲,小吊橋保安宮的普度活動,恐怕至少也始於18世紀。
年代稍晚的記錄則出現在三多廟的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三多堂擴建捐緣碑》裡,提到此前馬六甲的廣汀人士也集資生息以供七月普度使用,時至1850年代又再募資併購置“瓦屋一間”收租,以應付普度施孤之開銷。
再晚一些,在勇全殿的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萬怡力地頭碑記》裡也提到“我怡力本地頭,昔曾公項生息,以為普度之費,於茲有年矣”,後來則將集資購置的磚厝及剩餘公款,“一齊交青雲亭主收存掌理”,每年收到的屋租及利息,作為慶贊中元之需。由此可見,中元普度不僅是一種具有傳承韌性的文化習俗,在本地也“自古以來”便是華人社會組織動員的實例。
在青雲亭裡其實還有一塊碑文,即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的《紹蘭會大伯公碑記》,裡面也提到“捐集公項生息,以為普度之需”,讀者讀到這裡,比照前面的例子,對於這種模式,理應不足為奇,但此碑的上一句,卻十分值得玩味:“吾先輩昔有設立童子普,後改為峇峇普”。
什麼是“峇峇普”?中國學者鄭莉認為那是青雲亭專門為峇峇(Baba;土生華人/海峽華人)舉辦的中元普度。然若看回“童子普”,臺灣文史學人許玉河在澎湖的調查倒是提供了一些線索:在當地,童子普又稱“囝仔普”,在農曆七月普度期間舉行,其涵義有兩種,一是為了普度亡故的兒童,另一種則是組織者為了兒童的平安而辦理普度。後者常常僅限男丁參加,又或者有普度爐主家裡會添丁的信俗。
根據《紹蘭會大伯公碑記》行文推斷,童子普與峇峇普應有對應關係,若童子普屬於以兒童為主角、求孩童平安及家族丁旺而設的普度,那麼峇峇普則至少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取峇峇原有“先生”、“老闆”的意思解,即是說此時普度已改由大人來操辦主持了;二是取峇峇的文化特徵解,即是說此時普度已改為具有娘惹峇峇文化特色的形式進行了。農曆七月將至,歷史有待發掘,惟從中已不難感受到馬六甲中元普度的傳統,不僅僅是異地傳承,同時也經歷在地變遷,如此過程300年,歎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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