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马新关系中的领导者因素

而后的李显龙、小马可斯、纳吉等等，这些来自威权政治系统培养的精英，同中层、基层精英接受国民教育，互相接触，也同时在世界民主浪潮影响下，用威权包容民主。

我国在“后马哈迪时代”的政治转变明显，反对派势力受益于此。政治转变乃至转型的因素，除了大势所趋之外，也和领导者个人动因有密切关系。2018年的改朝换代让威权者之一的马哈迪出任首相，以及之后的政局动荡皆使民主处于尴尬境地，而今希盟领袖出任首相，让民主更替较为实质，然而，安华个人及政府现今笼罩于纳吉特赦令风波的阴影下，正面对关键性的考验。虽然国家元首指示团结政府任期内不得有人再掀动政局，但这不意味国会不得表达看法，也不可能禁止反对党派对首相提呈不信任动议。

相比马来西亚选举已二次政权替换，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依然稳如泰山。不过，新加坡刚告别了“李氏家族政治”后，正进入一个全新既未知的时代，整体上还是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班子，但内部更替也是必要的，而黄循财作为非权贵出生的中层精英，其领导的班子或更能接近基层及体会大众生活方式。因此，新的领导班子在“威权包容民主”之下进行汰旧换新，如派新面孔参加今年的大选。尽管领导班子更新，唯“威权包容民主”的思维未改，这也是新加坡政治保持始终稳定的主要原因。

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国也各有政治原则，可以确定的是，安华首相和黄循财总理的领导者特质，有部分来自传统的威权体制，另一部分来自个人社会体验。安华经历过1998年的政治风暴，从威权接班人的身分转向了倡导民主的政治运动领袖，而今政府宛如“民主包容威权”；黄循财从中层干部提拔为治国的领导人才，没有显赫的政治家族背景使其不受局限于意识形态包袱。

在外交上，尤其应对中美关系，领导者自会遵循国家向来的外交准则，但许多涉及东南亚区域安全的问题，包括了缅甸危机、罗兴亚难民、电信诈欺组织，领导者应表现中层体恤社会压力的特质，影响各国领导人思维。另外，当年的马哈迪与李光耀即面对西方争取亚洲地位，现任领导共谱的马新关系中也应蕴含共缔亚洲地位的共识以应对变动中的国际秩序。

再者，这一次马新关系引起两国民众谈论的马新高铁和柔新经济特区，乃存在促进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动因，领导者实应突破仅止于官方的谅解备忘录而无突破性进展的瓶颈，这才不至辜负2025年铺就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