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诗奇／​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

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梁思成，见过各个朝代的许多建筑，为什么独钟唐代建筑呢？唐代建筑的价值和地位的确立，又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中国建筑和中国的其他艺术一样低级”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建筑在西方建筑史家的笔下不断受到贬斥。例如英国著名建筑史家James Fergusson在《印度及东方建筑史》中说：“中国建筑和中国的其他艺术一样低级。”Banister Fletcher在其名著《比较法建筑史》中将中国建筑列为“非历史的风格”（non-historical styles）。

建筑学者赖德霖表示，“非历史的风格这一概念借用了黑格尔对于中国和印度历史所用的‘非历史的历史’（nonhistorical history）一语。在黑格尔的哲学和历史学框架中，历史就是绝对精神或理念不断显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因此体现了进步的程度。将非欧洲的建筑称作“非历史的建筑”与欧洲建筑相对比，Fletcher否定了它们体现的理念，也就把它们排斥在世界建筑发展的主流之外。”这些著作都是梁思成在美学习建筑时的教材。

中国建筑之“ORDER”

1931年，梁思成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是中国第一个研究建筑的专门组织，研究核心是宋代的《营造法式》。通过田野调查寻找各朝代的古建筑遗存，结合文献研究，营造学社发表了一系列调查报告，逐步掌握了中国古建筑的设计语言和法则，奠定了中国古建筑研究实物与文献相辅相成的学术传统。

在这个基础上，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根据赖德霖的研究，与调查报告以记录为主的内容不同，梁思成“理想的《中国建筑史》不仅要包括文献与实物的互证，具有历史的发展观和因果观，还要能总结出各地方时代的特征，并在‘以现代眼光察其部分结构上的演变’的基础上对这个时代的成就进行价值判断。”

梁思成通过仔细分析中国古建筑木结构，“将中国建筑的发展分为4个时期，除根据考古发现和现存的石雕材料所概括的早期中国建筑，其他3个时期分别为唐辽和北宋早期建筑所代表的“豪劲时期”，北宋晚期和元代建筑所代表的“醇和时期”，以及明清建筑所代表的“羁直时期”，并且以结构表现的忠实与否为标准，判定唐辽北宋建筑价值高于明清，据此看出中国建筑从初始到成熟，继而衰落的发展演变（图03）。

“对梁思成来说，唐代建筑和它在辽及宋初的延续代表着中国建筑的最高理想。”1937年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考察时发现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的佛光寺东大殿，被Nancy Steinhardt称为“中国古代建筑现代研究中的加冕时刻”（图 03）。梁思成以结构理性为标准，“论证了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体系和现代时期存在的意义。”根据赖德霖的分析，梁思成撰写中国建筑史的背后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回应西方学者出于‘欧洲中心观’而否定中国建筑，二是回应中国公众从‘现代化’的角度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否定。”

梁思成通过中国建筑史的书写，为Fletcher所称的“非历史”中国建筑构筑了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更为巧妙的是，他还将中国建筑中的斗拱类比于古希腊罗马建筑的柱式（Order，图04），以此证明中国建筑也是高度发达的建筑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梁思成也和Alberti、Bramante及Palladio一样，经历了学习经典、考古发现、理论书写、创作实践、评论总结各个阶段，找到了唐代建筑，唤醒了文化自觉的意识，完成了文艺复兴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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