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安组织、东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未竟潜力:重建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秩序


潘金明博士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东盟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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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全球秩序似乎每天都在遭受冲击——唐纳德·特朗普对联盟的深深怀疑、全球规范的不断侵蚀,以及多边主义的退缩,使人们很容易断言自由国际秩序已经“死亡”。
然而,这样的结论既过于仓促,也极不负责任。在这个表面上无序的世界背后,依然存在着一种非凡的韧性,这种韧性正通过那些为对话、发展与缓和(détente)而生的组织体现出来,而不是为霸权服务的工具。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和海湾合作委员会(GCC)乍看之下似乎源自完全不同的背景——各自的历史、地理和需求不同。然而,它们共同为重建一套从“温哥华到海参崴”延伸、以合作和规则为基础的亚洲-太平洋秩序提供了潜在的、尚未被充分开发的框架,正如《赫尔辛基最后文书》中曾设想的一样。
欧安组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性安全组织,拥有57个成员国,跨越了欧洲、中亚和北美。
它诞生于1975年的赫尔辛基进程,推行一种广义安全观——包括军事信任建设、人权保障、经济合作和环境可持续性。与北约回归传统军事姿态、欧盟被内部困境所困不同,欧安组织坚持不排除对手的对话原则,始终保有预警、冲突预防、危机管理与战后重建的机制。即使在顿巴斯、德涅斯特河沿岸和纳卡等冻结冲突地区,欧安组织的作用虽然有限,但依旧不可或缺。在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战略撤退冲击全球秩序之际,欧安组织那种“不排除任何一方”的对话本能,成为了理性的锚点。
东盟“不干涉”展务实灵活性
与此同时,1967年成立的东盟已从冷战时期的防护网,发展成全球南方最成功的区域组织之一。东盟的力量源于其务实与灵活性。
其“不干涉”原则,虽然常被诟病为软弱,但反而成为其内部团结的根基。即使在中美等大国竞争激烈的今天,东盟通过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平台,依然维持了主要大国之间的对话。
即使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在《印太经济框架》(IPEF)上表现平平,东盟仍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强化了自身的区域联系。东盟的本质,是一种柔韧的韧性,而非无关紧要。
海湾合作委员会自1981年成立于两伊战争高峰期以来,也日渐成长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
从最初被视为石油俱乐部,到今天在《亚伯拉罕协议》和2021年《欧拉峰会》内部和解中发挥主导作用,GCC证明了自身在平衡中美俄印等力量间的外交手腕。此外,随着其在清洁能源、数字化与气候转型领域的投资增加,GCC在全球能源格局和未来可持续性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欧安东盟海合会成互补架构
将欧安组织、东盟与海合会结合考量,可以看到一套互补的区域架构:欧安组织在冲突管理与综合安全方面拥有深厚经验;东盟擅长通过多边机制管理大国竞争;而海合会则拥有经济资源与能源转型的关键能力。当然,不能忽视现实的限制。
无论是克什米尔、苏丹还是加沙,这些冻结冲突区仍旧对对话机制产生严重抗拒。欧安组织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面临困境,东盟在缅甸问题上进展缓慢,海合会也难以打破也门战争与黎巴嫩危机的僵局。这些例子提醒我们,在强权逻辑占主导的地方,仅靠对话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除了这些冻结地带,国际秩序的整体韧性远超想象。贸易仍在流动,新的区域合作不断出现,对话与多边机制依然有效运转。即使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震动全球,世界秩序并未瓦解,而是不断调整与修复。
未来的和平秩序不会由单一国家或军事集团主导,而必须建立在区域多元化与弹性合作之上。
欧安组织、东盟和海合会无疑是这张全球合作新织锦中最重要的织工。他们提醒我们:即便全球领导层动荡,即便局部冲突持续,人类对对话、安全与和平的渴望始终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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