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威.印巴和解遥遥无期



长期的军事对峙,大大限制了和平的空间,更甭提两国民族之间的和解了。
4月22日,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帕哈尔甘镇26名游客惨遭武装分子杀害,这是印控克什米尔地区25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袭击事件,引发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这预示着世界9个拥核俱乐部中、总人口达17亿的两个国家可能爆发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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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抗常被称为“南亚次大陆的诅咒”,其宿敌关系的根源深嵌于历史断层、撕裂的宗教认同与战略空间的零和博弈之中。
犹记得我在大学时期首次接触这个无解的国际问题时,都意识到两国根本是“窒息性共存”,因为每一次恐怖袭击、水源争端、无人机越境,甚至是政权更替,都可能点燃全面危机。即便进入职场后,每每工作出访时都祈祷不要同一时间同一场合遇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记者,因为每一次的理性讨论,最终都会演变成火药味十足的批斗大会。
但是,两国也并非长期处于紧张。2015年,印度总理莫迪突访巴基斯坦,纳瓦兹·谢里夫亲迎莫迪,两人拥抱握手展现友好;苏杰生去年访巴,成为时隔9年再有印度外长到访巴基斯坦。就在全世界关注俄乌战争和以巴冲突之际,印巴这对“连体双生子”再次杠上。这对宿敌能否挣脱历史枷锁,不仅关乎两国庞大人口的福祉,更可能重塑亚洲权力平衡。
暴力的基因:殖民遗产与身分政治的困局
要理解印巴关系的死结,必须回溯至英国殖民统治的“分而治之”。1947年《蒙巴顿方案》以“两个民族理论”为划分依据,将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划归印度,穆斯林聚居区组成巴基斯坦。这场仓促的分割造成人类现代史上最血腥的迁徙:约1400万人流离失所,至少100万人死于宗教仇杀。这种暴力基因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持续发酵。
根据1947年《加入协定》,土邦可自主选择加入印巴。克什米尔王公哈里·辛格是印度教徒,但77%的居民为穆斯林。他的拖延策略引发第一次印巴战争,最终形成印度控制45%土地和70%人口、巴基斯坦控制35%、中国占据20%的实际控制线(LoC)。
此后,1965年第二次战争、1971年孟加拉独立战争、1999年卡吉尔冲突不断强化对峙格局。长期的军事对峙,大大限制了和平的空间,更甭提两国民族之间的和解了。
恐怖平衡下的代理人战争
1998年,巴基斯坦在印度进行首次核试验后不久也进行了该国的首次核试验,南亚正式成为“核火药桶”。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印度现有160枚核弹头,巴基斯坦165枚,两者均拥有陆基、空基、海基三位一体打击能力。核威慑虽降低了全面战争风险,却催生“稳定-不稳定悖论”:双方在低烈度冲突中更加肆无忌惮。
这种矛盾在2019年巴拉科特空战中显露无遗。当年2月,巴基斯坦境内恐怖组织“穆罕默德军”在印控克什米尔制造自杀式袭击,导致40名印度士兵死亡。印度空军越境轰炸巴境内目标,巴方则击落印军米格-21并俘虏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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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危机最终通过美国斡旋缓解,但事件揭示核门槛下代理人战争的常态化趋势。更危险的是,巴基斯坦针对印度的“战术核武器”政策模糊了战略红线。巴国军方已将30枚射程60公里的NASR战术核导弹部署于边境,其使用决策权下放至战区指挥官——这大幅增加了误判风险。
中美俄博弈与第三方调停有无可能?
印巴冲突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角力场。美国通过《印太战略框架》将印度定位为“主要防务伙伴”,2023年签署的GE-414战斗机发动机技术转让协议标志着美印军事合作的质的飞跃。
与此同时,中巴经济走廊(CPEC)进入第二阶段,中国对巴直接投资存量超250亿美元,并在瓜达尔港部署红旗-9防空系统。这种阵营化趋势加剧了印巴的战略互疑。印度国防部《2023年度威胁评估》明确将“中巴轴心”列为首要安全挑战。
第三方调停的可能性有多大?阿联酋作为印巴共同的战略伙伴,近年秘密推动多轮高层对话;中东区域大国伊朗外长近日走访印巴,表达斡旋的意愿;更具创意的方案来自挪威和平研究所的提议:借鉴哥伦比亚和平进程经验,设立由联合国监督的“克什米尔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历史责任厘清为领土谈判铺路。
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共同盟友——美国目前由奉行孤立主义的特朗普坐镇,尽管华盛顿预计将介入避免事态升级,但效率和影响力可能大不如前。
破局之路:从技术性合作到制度性信任构建
短期内,重建危机管控机制是当务之急。印巴目前仅有2004年建立的军方热线,但2016年以来该热线因技术故障和人为切断频频失效。
印度曾提议增设三条独立通信渠道:反恐情报共享专线、核风险管控小组和自然灾害联合响应机制。这一“去政治化”设计可绕过主权争议,从具体功能性合作中积累互信。
长期而言,克什米尔问题需要“创造性模糊”。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中的“双重身分认同”和欧盟跨境治理中的“功能主义路径”均为参考模板。例如,可在控制线两侧设立“经济和平区”,允许人员、商品免税流动;或借鉴湄公河委员会模式,建立印巴尼泊尔孟加拉四国“喜马拉雅水资源联合管理机构”。此类机制既能缓解现实矛盾,又可培育共同利益网络。
改变观念 改变命运
最重要的是改变安全观念范式。印度需摆脱“巴基斯坦是军事威胁而非政治实体”的思维定式,巴基斯坦则应放弃“克什米尔议题高于一切”的战略优先级。正如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所长拉娜所言:“当印度GDP是巴基斯坦的10倍时,持续对抗已非理性选择,而是政治自杀。”
历史表明,印巴关系改善往往需要“三重巧合”:强人总理掌握足够政治资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受控、国际环境提供安全调解空间。莫迪在国内的地位虽比沙巴兹·谢里夫稳定,但去年大选意外翻车后,其地位似乎已削弱。然而,两人还是具备控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能力,关键在于两人是否倾向和平,还是希望借冲突转移国内问题。
但真正的突破,需要两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认识到:和平不是对历史的背叛,而是对未来的投资。这条路或许需要再一代人的耐心,然而“每一粒雪花的重量,终将压垮雪松的枝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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