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法定储备金率调降的经济与政策意涵



仅靠单一货币工具难以扭转经济下行或对抗外部压力。唯有透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能让SRR调降成为抵抗经济逆风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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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银行日前宣布将法定储备金率(SRR)从2%下调至1%,引起金融市场与企业界的广泛关注。这一行动除了是货币政策的技术调整,也同时反映我国在全球经济放缓与地缘政治压力下,提出的因应策略。
先说明,何谓法定储备金率?系指依此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将存款总额的某个百分比存放于国家银行,不得动用。简单而言,SRR愈高,银行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就愈少;SRR降低的目的是释放流动性,以利于贷款宽松与资金流动。
法定储备金的主要功能包括:控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控制银行放贷资金总额,以达到抑制通胀与促进信贷扩张的目的;防范金融风险,以应对金融机构突发性挤兑;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促使经济稳定。
SRR下调对银行体系与企业界的影响
国家银行宣布,自5月16日起将SRR从2%下调至1%,这等于释放了190亿令吉原本不能动用的资金。
对银行体系而言,正面影响包括:资金成本下降,银行可运用资金增加,有利调整贷款结构与提高收益率;信贷扩张能力增强,一旦储备金减少,银行拥有更多资金满足市场需求;银行利润空间扩大,原本无息的储备金可投入市场获利,提高银行资产报酬率(ROA)。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如果资金释放后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投资,可能引发资产价值泡沫化或非理性借贷,导致长期风险。
法定储备金率的调整,虽为间接政策工具,但对企业与消费者也将产生影响:包括随着银行放贷能力增加,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将能以更低成本获得营运资金;至于消费者,贷款条件宽松,包括房贷、车贷、个人信贷等产品,将因利率下调或审批标准放宽,而刺激内需消费;在资金成本下降与信贷扩张的诱因下,企业可能投入新产品开发、生产扩张或数字转型,进而带动经济成长。
不过,这些利好前提是整体经济与政治局势稳定、以及企业信心回升。若缺乏这些条件,即便资金充裕,也难以真正转化为良性投资与经济活动。
是否构成实质的宽松政策?
尽管SRR调降可视为流动性宽松信号,但是否能转化为更低利率与优质投资,需视以下因素:
其一,市场利率是否同步下降:国家银行尚未同步下调隔夜政策利率(OPR)。SRR调降虽增加资金供应,但若市场对风险抱持戒慎恐惧,实质借贷成本未必下降。
其二,企业信心是否改善:由于美国关税政策悬而未决,企业界对全球经济抱持观望态度,即使资金成本下降,企业未必会投资扩张。尤其是中美地缘政治风险尚未解除,企业投资将趋于保守。
其三,造成资产错配:如果资金流向股市、房地产等投机性市场,反而引发市埸泡沫风险,违背政策初衷。
因此,SRR调整只应当成配合其他政策工具的“辅助性刺激措施”,须搭配财政政策与结构性改革才能发挥综合效果。
反观中国,作为新兴市场中最大经济体,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RR)的操作经验丰富。人民银行自2018年起已多次下调RRR,释放超过1.75兆人民币资金,目的是应付经济增速放缓与美国加征关税的双重压力。
中国连续下调RRR,促成维稳中小企业信贷,稳定市场信心,降低人民币贬值压力;对冲外部冲击,借由RRR下调维持内部经济动能,降低对出口导向型成长的依赖。
中国的经验表明,准备金率的调整应结合精准信贷政策,避免资金流向高风险领域,并与产业政策协同运作,方能避免陷入“流动性陷阱”(当于大众预期经济不景气,所以无论利率多低,扩张性货币政策已无法刺激经济活动)。
SRR调整是对美国关税政策的回应?
虽然SRR的调整看似纯属技术性货币操作,但在当前国际经济局势中,蕴含了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回应。
其一,缓解出口导向的产业压力:国内许多出口企业遭受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及高关税政策波及;货币宽松政策,可降低出口导向企业的融资压力与营运成本。
其二,维持马币稳定:流动性资金增加有助于资本市场活络,间接吸引短期资金流入,缓解马币波动,稳定贸易结算与缓解通胀压力。
其三,间接对抗输入型通胀:美国持续高关税政策推升进口成本,透过释放资金与提高内部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对进口的依赖。
虽然这些效果并非直接针对美国政策,但可视为大马在“货币自主性”层面上的一种战略应对。
此次SRR调整,固然属于国家银行的技术性操作,但背后传递出多重政策讯号:其一,是对市场放缓与出口压力的即时回应;其二,是对企业融资与消费需求的政策鼓励;其三,则是国家在全球经济新秩序下,试图强化内部韧性的一环。
然而,仅靠单一货币工具难以扭转经济下行或对抗外部压力。唯有透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包括财政刺激、产业升级与对外贸易多元化策略——方能让SRR调降成为抵抗经济逆风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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