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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8:10am 13/0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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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

国家银行

关税

S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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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法定储备金率调降的经济与政策意涵

仅靠单一货币工具难以扭转经济下行或对抗外部压力。唯有透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能让调降成为抵抗经济逆风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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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宣布将法定储备金率(SRR)从2%下调至1%,引起金融市场与企业界的广泛关注。这一行动除了是货币政策的技术调整,也同时反映我国在全球经济放缓与地缘政治压力下,提出的因应策略。

先说明,何谓法定储备金率?系指依此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将存款总额的某个百分比存放于国家银行,不得动用。简单而言,SRR愈高,银行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就愈少;SRR降低的目的是释放流动性,以利于贷款宽松与资金流动。

法定储备金的主要功能包括:控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控制银行放贷资金总额,以达到抑制通胀与促进信贷扩张的目的;防范金融风险,以应对金融机构突发性挤兑;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促使经济稳定。

SRR下调对银行体系与企业界的影响

国家银行宣布,自5月16日起将SRR从2%下调至1%,这等于释放了190亿令吉原本不能动用的资金。

对银行体系而言,正面影响包括:资金成本下降,银行可运用资金增加,有利调整贷款结构与提高收益率;信贷扩张能力增强,一旦储备金减少,银行拥有更多资金满足市场需求;银行利润空间扩大,原本无息的储备金可投入市场获利,提高银行资产报酬率(ROA)。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如果资金释放后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投资,可能引发资产价值泡沫化或非理性借贷,导致长期风险。

法定储备金率的调整,虽为间接政策工具,但对企业与消费者也将产生影响:包括随着银行放贷能力增加,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将能以更低成本获得营运资金;至于消费者,贷款条件宽松,包括房贷、车贷、个人信贷等产品,将因下调或审批标准放宽,而刺激内需消费;在资金成本下降与信贷扩张的诱因下,企业可能投入新产品开发、生产扩张或数字转型,进而带动经济成长。

不过,这些利好前提是整体经济与政治局势稳定、以及企业信心回升。若缺乏这些条件,即便资金充裕,也难以真正转化为良性投资与经济活动。

是否构成实质的宽松政策?

尽管SRR调降可视为流动性宽松信号,但是否能转化为更低利率与优质投资,需视以下因素:

其一,市场利率是否同步下降:国家银行尚未同步下调隔夜政策利率(OPR)。SRR调降虽增加资金供应,但若市场对风险抱持戒慎恐惧,实质借贷成本未必下降。

其二,企业信心是否改善:由于美国政策悬而未决,企业界对全球经济抱持观望态度,即使资金成本下降,企业未必会投资扩张。尤其是中美地缘政治风险尚未解除,企业投资将趋于保守。

其三,造成资产错配:如果资金流向股市、房地产等投机性市场,反而引发市埸泡沫风险,违背政策初衷。

因此,SRR调整只应当成配合其他政策工具的“辅助性刺激措施”,须搭配财政政策与结构性改革才能发挥综合效果。

反观中国,作为新兴市场中最大经济体,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RR)的操作经验丰富。人民银行自2018年起已多次下调RRR,释放超过1.75兆人民币资金,目的是应付经济增速放缓与美国加征关税的双重压力。

中国连续下调RRR,促成维稳中小企业信贷,稳定市场信心,降低人民币贬值压力;对冲外部冲击,借由RRR下调维持内部经济动能,降低对出口导向型成长的依赖。

中国的经验表明,准备金率的调整应结合精准信贷政策,避免资金流向高风险领域,并与产业政策协同运作,方能避免陷入“流动性陷阱”(当于大众预期经济不景气,所以无论利率多低,扩张性货币政策已无法刺激经济活动)。

SRR调整是对美国关税政策的回应?

虽然SRR的调整看似纯属技术性货币操作,但在当前国际经济局势中,蕴含了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回应。

其一,缓解出口导向的产业压力:国内许多出口企业遭受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及高关税政策波及;货币宽松政策,可降低出口导向企业的融资压力与营运成本。

其二,维持马币稳定:流动性资金增加有助于资本市场活络,间接吸引短期资金流入,缓解马币波动,稳定贸易结算与缓解通胀压力。

其三,间接对抗输入型通胀:美国持续高关税政策推升进口成本,透过释放资金与提高内部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对进口的依赖。

虽然这些效果并非直接针对美国政策,但可视为大马在“货币自主性”层面上的一种战略应对。

此次SRR调整,固然属于国家银行的技术性操作,但背后传递出多重政策讯号:其一,是对市场放缓与出口压力的即时回应;其二,是对企业融资与消费需求的政策鼓励;其三,则是国家在全球经济新秩序下,试图强化内部韧性的一环。

然而,仅靠单一货币工具难以扭转经济下行或对抗外部压力。唯有透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包括财政刺激、产业升级与对外贸易多元化策略——方能让SRR调降成为抵抗经济逆风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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