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颖慧.政治十字路口：拉菲兹下台，努鲁上任，凯里或将回归

我国并不缺乏年轻政治人物，但他们的存在往往掩盖了真正需要改革的深层结构性阻力。虽然新面孔偶尔会受到关注，但他们的角色往往有限、不稳定，或严重受政党精英利益的左右。

他们的加入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只是用来标榜改革，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赋予他们权力。政党内部结构依然等级森严，党选激励机制依然奖励身份政治，联盟政府几乎没有为独立或另类声音留出空间。

试图建立由青年领导、多元民族、以问题为基础的平台的努力屡屡遭到系统性阻力。这些举措之所以举步维艰，并不是因为缺乏想法或活力，而是因为政治体制将现任者、庇护网络和选举计算置于原则性领导之上。即使是那些声称以改革为导向的联盟，也迟迟不为新的行动者留出空间，从而强化了这样一种信息：大门可能是敞开的，但只是略微敞开，而且条件是由那些已经进入的人制定的。

选民悖论

选民经常对政治现状表示不满，但在投票时，熟悉的模式往往依然存在。在许多乡区，长期存在的庇护网络和基于身份的诉求继续发挥着重要影响。在城市地区，政治疲劳可能导致脱离而不是决定性的转变。当新的政治参与者未能达到人们的期望时，他们往往会受到比长期在位者更严厉的评价。

2022年大选说明了这种复杂性。虽然一些较新的政党和具有改革意识的候选人吸引了大量的城市选民支持，但由于结构上的劣势，如简单多数的选举制度和长期存在的选区划分，他们很难将这些支持转化为议席。与此同时，那些非常倚重种族宗教信息的政党也获得了支持，尤其是在马来人占多数的地区，这反映出根深蒂固的身份政治仍然是一股强大的选举力量。

从本质上讲，许多大马人渴望改变，但并不一定渴望陌生领导层带来的不确定性。在一个稳定、传统和族群认同继续左右政治决策的社会中，新的政治人物，无论其原则或政策驱动力如何，往往仍被视为未经考验的风险。

建设新政治文化

转型需要的不仅仅是新领袖；还需要对政治文化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各政党必须正视自身的内部矛盾：实现领导层遴选程序的民主化，废除等级森严的庇护结构，培养一种不仅容忍而且重视不同意见的文化。领导力应建立在绩效、政策敏锐度和公共服务的基础上，而非血统、忠诚或派系效忠。

新从政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也必须抵制等待现有结构出现机会的冲动。他们必须通过建立独立的平台、参与选举周期之外的社区活动以及重新定义政治参与的条件来维护自身主张。

媒体和知识阶层也负有责任。政治话语必须超越对个人魅力、政党闹剧和王室动态的痴迷。取而代之的是，必须通过辩论各种理念、结构改革和价值观，将重点放在对国家未来的不同愿景上，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民主的马来西亚。如果不改变政治讨论的方式，我们就有可能强化我们声称要摒弃的文化。

那么，我们准备好了吗？

这不仅仅是关于凯里、拉菲兹或努鲁依莎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在政治上成长。我们能否奖励正直的人，哪怕是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像原谅旧领袖几十年的失败那样，容忍新领袖的错误？我们能否投票给一个不熟悉的名字，但却有清晰愿景的人呢？

马来西亚的未来不会由那些已经塑造了马来西亚过去的人决定。未来将由那些愿意冒险和尝试新事物的人书写。但他们不可能独自做到这一点。

现在不仅是对我们的政客进行清算的时候，更要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停止追问“他们”何时会改变，而是开始追问我们何时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