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为了考试，还是为了生活？”
“语文课，是为了拿分数，还是为了读懂人？”
这些问题，对许多青少年来说，并非一时兴起的辩论，而是日常学习中无可回避的内心拉扯。我们在学校被要求“读懂”文本，被训练“写对”句子，但在夜深人静的阅读时刻，又总忍不住问：文学，究竟是为了什么？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采访了两位活跃于校内外写作的中学生——来自蒲种市中心国中一校的林展邦和雪兰莪巴生兴华中学的李芗宸。他们不把文学当作应试工具，而是真正把它视为与人、与自我对话的方式。通过交流，我听见他们对文学教育的困惑和思考，也看到他们如何在“标准答案”和“真实经验”之间，摸索出属于自己的文学路。
阅读，是为了读文章，还是读人？
“学校的文学教育比较偏向‘读懂文章’，尤其到了中五，考卷上的文章简化了，教学的重点也转向了如何找主旨、拆解每段内容的意义、识别修辞手法、解读线索与作答技巧。”林展邦这样回顾自己在课堂上的经验。他说，考试制度很现实，不可能没有标准，但问题是：当标准成为唯一的学习目标，我们是否失去了文学更深的意义？
他不否认文学中“读人”的价值，“只是它常常只是附带，而非核心。你必须先掌握技巧，考试才会给分。”也就是说，即使学生想深入人物的情感、背景与挣扎，考试机制却让这些变得“不重要”。
李芗宸则有一套坚定的追求：“我认为，‘读文章’只是手段，‘读人’才是目的。青少年正处在一个理解世界与自我建构的关键期，文学提供了一种近乎‘模拟人生’的体验，让我们学习理解愤怒、脆弱、骄傲与沉默。”
被感知的文学，才能靠近人心
语文考试中常见的一题，是“分析作者的用意”。对不少学生来说，这道题代表着：你必须揣测作者为何使用某个意象、为何安排某种描写手法、为何设计这样的结构。
“你听过一个段子吗？”林展邦笑说：“主角的家有一扇蓝色窗帘，题目问‘窗帘为什么是蓝色’，标准答案是‘反映主角内心的忧郁’。可如果去问作者，他可能会说：‘因为我家窗帘本来就是蓝色的啊。’”
他指出，“分析”有时被滥用，学生被训练成“找答案”的机器，不再相信含糊、不确定、暧昧的美感，也不愿意去“感受”。“你不能只会填空，有些东西需要慢慢体会。”他说。
李芗宸则更直接地批评：“如果只是为了背出答案，文学就像是尸体解剖，行尸走肉。”他说，真正触动人心的文学，不是“被分析”的，而是“被感知”的，“那是一场灵魂和灵魂之间的探访。”
他举例，自己读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时，会去查阅作家的生平背景，从而更能理解他笔下那种强烈的孤寂、压抑甚至毁灭倾向。“文学不只是作品，更是一个人走过的痕迹，是他留下的烙印。”他说。
文学需要“标准答案”吗？当文学进入考试，就必须有评分机制，“标准答案”也随之产生。但林展邦和李芗宸指出，这限制了学生思维空间。展邦说，有些老师不接受不同的答案，写得有道理却因非“标准”被扣分。李芗宸认为，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文学也不该有，理解来自真正经历，而非抄范文。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标准”，而是当它成为唯一衡量标准时，文学的多元意义就被忽视了。
文学，是通往世界与自己的途径
“我曾尝试用散文写自己，也曾写诗。从文字中观察自己、看清生活。”展邦说。他觉得，文学写作像是一面镜子，让他反思日常、质疑现实，也整理情绪。
李芗宸则认为：“文学是最能看清自己的方式。”他常在阅读时发现某些角色行为与自己惊人相似，也会因此重新理解某些曾经无法解释的感受。“那是一种反观自己、重看世界的角度。”
他认为，文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给予我们一种“非直接”的成长方式：你不需要亲身受伤，但能理解伤口；你不必走过绝望，也能读懂坚持。
文学的引路人，不是神坛上的偶像，而是懂你的人。“小时候如果被问，最敬仰的作家是谁，大概只能说朱自清，尽管那时看不懂。”展邦坦率表示。
如今的他仍旧没有特定“膜拜”的文学偶像，更多是与作品之间的“感应”。他提起蔡晓玲、薇达与黎紫书：“蔡晓玲写自己，薇达写很像自己的自己，黎紫书写他人，她们文字里那种微妙细腻的质地，好像一部分的我已经潜藏其中，仿佛我也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对展邦而言，这种“仿写冲动”正是一种文学的传承——它不是高高在上的模仿，而是共振，是确认自己也可以如此表达的正当性。
而文学被标准答案化，是不是唯一的必然？在芗宸眼中，标准答案对学生更像一种打击：“就算你写的答案也可以接受，但分数永远不比标准答案高。久而久之，学生对文学会产生畏惧，越来越讨厌文学。”他认为这是在扼杀学生的主观意识与思辨能力，“让学生的思维变得像行尸走肉”。
芗宸这番话提醒了我，我们是不是可以寻找“制度之外”的可能：也许课堂教学可以成为一种例外；也许我们能让多元的阅读理解共存；也许，文学教育的真正挑战，是要让学生意识到——你对这段文字的感受，是重要的。
在碎片化时代中，文学还有位置吗？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资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长篇小说、经典文学似乎越来越被排挤在阅读清单之外。
“但如果喜欢，其实不难。”展邦说。他建议：“可以尝试把长篇小说分成章节、选段教学，像短视频剪辑那样挑高光片段，让学生感受到它的魅力。”他说得具体又坦率：“文集是个很好的出口，多给几个选项也没关系，哪怕不是长篇，也能吸引人进入文学世界。”
当文学作品的议题显得遥远，当学生觉得“这与我无关”，文学老师还能做些什么？
芗宸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比如黎紫书的《流俗地》，如果觉得遥远，那就去一趟怡保，去看三宝洞、楼上楼。让学生看到实景、走入空间，这些文字自然就变得真实。”
文学从来都不只在纸页之间，它在街道、在老屋、在午后阳光里。在这样的理解下，文学教学不再是“解释文本”，而是创造一种“接触现实”的体验。
“课本里的选材，更像是某个时代被封住的真实带到现代来品味。”展邦指出。他认为，中学生真实的情绪、焦虑、孤独，往往不在课堂讨论范围之内，而更多体现在他们的文字中、在投稿平台上，比如《星洲日报》的“后浪坊”。
创作是逃离现实，还是进入现实？
“这要看你动笔那一瞬间想完成的是什么。散文虽然写现实，但如果让人沉浸于回忆，也算是一种逃离。”展邦说得一语中的：“准确来说，‘逃离’不是个太好的词。真正的文学，是虚实交错的，是逃离后依然能深入现实的能力。”
芗宸则用一句话总结：“文学是我实践生命的过程。”他提起《红楼梦》，感叹现实世界的虚伪与空洞，“在文字里逃离，才能回头看清生活。”
为什么这个时代，青少年仍然需要文学？关于这个提问，展邦与芗宸都给了非常诗意的答案。“涉足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找寻。”展邦说，“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中找寻自己的分身，再携带分身的灵魂碎片活下去。既是拾荒，也变废为宝，建立自己的想像王国。”芗宸则强调：“文学不只是安慰剂，文学是我实践生命的过程。”
两位年轻的写作者，用他们对文学的信仰与热情，为这个时代留下了答案：文学不是逃避的出口，而是进入生命、进入真实的一道门。它不属于标准答案，而属于每一个仍愿意去感受、去寻找的青少年。
后记：
文学不是一种“要懂”，而是一种“被懂”。
那年17岁的我，曾沉浸在文学中，文字陪伴我走过青春的黑暗。今年才17岁的展邦和芗宸，也因阅读写作，显得沉静而丰盈，似乎比同龄人更早看见人生的真相。
文学不是必须“理解”的学问，而是“被理解”的存在。它像一个温柔的暗号，穿透青少年的心事。那些文字里的哀伤、愤怒和逃离，无需教你解读，只在被读的瞬间悄悄被懂。
文学藏在少年的眼里，也埋在他们不愿说出口的句子中。我们教文学，不是为考试，而是希望有一天，当他们疲惫时，遇见一句话、一本书，如遇老友，心领神会。
那一刻，他们会知道，文学一直都在，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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