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国家竞争力跃升的挑战与契机

该评估重点在于结合“客观数据”与“高管问卷感知”，是兼具结构性与主观信任的综合评分。换言之，想得到高排名，除了在硬实力（如经济表现）上得分，也需在经商便利、政治稳定与人才环境等软实力上获得认可。

2025年报告指出，我国在“经济表现”一项上升至全球第4名，尤其是“国际贸易”子指标由去年的第17名跃升至第6，显示出口导向经济持续复苏；此外，政府效率与商业效率也分别上升8位，说明在政策稳定、反官僚主义与企业满意度方面有所突破。

在东南亚区域内，我国表现仅次于全球第3的新加坡；相较于泰国、印尼、菲律宾与越南等国，大马在基础设施、制度设计与国际贸易网络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但，这也意味着存在压力与挑战并存。新加坡作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小型经济体，在法治、公务效率与创新体系方面优势明显，大马若欲追赶，不能仅满足于目前的表现，而需要进一步建立高附加值产业链、吸引高端人才与强化跨部门治理能力。

竞争力排名是信心与资本的指标

竞争力排名不只是表面荣耀，更是国际资金、市场信心与政策参考的依据。但凡跨国企业设厂、设立区域总部或投资时的考量，基本上会参照IMD、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在营商环境上的综合评比。

大马排名上升，等同于向国际市场发出讯号：本地经济稳定、政策友善、积极改革，理论上对外资有吸引力；同时有助于提升国际信贷评等、降低主权风险溢价（债务违约风险低），间接降低企业借贷与投资成本。

正如投贸部所强调：“这是政府提升行政效率，推动产业升级的成果，这将会是吸引更多高科技与高附价值投资的基础。”如果能进一步透过税务透明化、贸易便利化、法制保障、提升政府清廉与效率，则大马将有条件成为东南亚产业转移的重镇。

排名进步固然显示政府施政成效，但我们亦须警惕“成绩单迷思”——即过度简化排名数字，将排名视为全面成功的象征。

IMD排名相对重视经济与制度面表现，对于贫富差距、环境永续、人权状况等着墨较少；同时，其问卷调查样本偏向大型企业与外资机构，很难反映民众的生活感受。

当前，我国仍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包括教育资源失衡、技术人才流失、家庭收入增长缓慢等，这些问题并未在排名中充分体现。

因此，将竞争力跃升视为“治国良好”的唯一指标，未免过于简化政策的复杂性。更理性的做法是：将其视为验证政策方向的正确性，但仍需警觉排名提升下的潜在问题与改革压力。

2033年进入全球前12的策略工程

首相安华表示，昌明政府的努力取得成果，证明了政府的改革决心。安华也提出2033年进入“世界前12强”经济体的愿景，这一目标固然具象征与鼓舞意义，但其可行性与必要性，仍值得进一步讨论。

大马若要提升竞争力，必须落实以下几项战略工程：

其一，官僚体制改革：缩短执照审批时间，提升政府部门数位治理与透明度；

其二，推动人才升级与教育改革：强化STEM教育、职训与高教实用化；

其三，发展高附加价值产业链：如半导体、生技、绿能、新材料等；

其四，提升城市与数位基础建设：建设智慧城市与可持续能源网络；

其五，加强法治与打击贪腐：保障外资与本地企业财产与法治权益。

竞争力不是终点，而是国家治理的过程指标。我国在IMD世界竞争力排名大幅跃升，确实值得肯定。

未来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这种排名动能转化为更深层次的结构改革与制度创新；能否在“吸引资本”的同时，亦兼顾“培育人才”、“促进公平”与“守护环境”的政策平衡；能否在国际评比之外，建构属于大马人民真正认同的幸福与繁荣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