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家.从公务员体系看重型车辆车祸死亡事故

我国大部分公务部门追求的，多是表面功夫、金玉其外的漂亮报告和排场（“领带”），而非实际效率和成果（“脑袋”）。

重型车辆车祸死亡事故频发，但几十年来问题依旧，始终无法根治。

每一次涉及重型车辆的严重车祸发生后，我们总听到公众给予政府的各种建议方案，比如限速器装置、全球定位系统（GPS）监控、司机背景数据库、严格执法、提升公路设施安全性等；这些我们讨论了几十年，却从未真正落实，或虎头蛇尾的不了了之。笔者上周在此栏也提出“停止交通罚单折扣歪风”和“改革执法机制”，但这几乎也是隔“袜”搔痒，稍解痕痒、治标不治本而已。关键是这“痒”从何来？

若剑指问题主要根源，“公务员制度对待公务员过于宽容”当属首恶。这种公务部门文化，导致该工作的没做好工作，尤其整体执法人员普遍缺乏工作热忱，加上广泛的贪污问题（比如“咖啡钱”文化），从上到下形成系统性腐败。我们对那些认真做事、高效率、负责任的公务员表达敬意，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漠视整体公务部门的表现低落。

以限速仪为例，交通部早在2016年就宣布要为所有巴士安装限速仪，2020年再次强调，今年又重复同样的话。这些安抚民众的空谈，风波平息后一切回归原点，直到下一次严重事故发生。

我国公务员体系受多项法规监管，主要为1993年公务员（行为与纪律）条例，它明确规定公务员在何种情况下可受到纪律处分、降职或革职。其中第4条（2）公务员的行为规范的（e）缺乏效率或不努力工作；（g）缺乏责任感，以及（j）在执行职责时疏忽大意，都在警告公务员不可玩忽职守。第29条无故缺勤的处理也说“若公务员连续7天无故缺勤，部门主管必须指示其立即回岗报到。”法令也明示，无能、低效或不负责任的公务员，将在第36条例下被对付。

但现实里，现行制度过度保护公务员，除了被法院定罪的严重个案，许多公务员即使犯错、怠忽职守也鲜少影响薪资和晋升机会，导致公务部门普遍缺乏改进动力。这种“不做事也无妨”的懒惰文化，正是行政效率低下的关键症结。而那些本来素质很好、鹤立鸡群者，加入团队后大多终究会变成鸡；每年部门的最佳员工，也多是矮了一截的“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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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期间，实验室的某助理大姐总能及时解决学生的试验技术问题。每次推门进去，她总关切地问：“吃饱了吗？有什么问题？”同时熟练地往培养皿注入培养基。她几乎年年获评最佳员工。到今天我对她还是非常感恩。

几年后出了国来到苏格兰，实验室助理妮琦同样乐于助人，也是部门最佳员工，但她的培养皿操作效率，却是某大姐的至少10倍以上！这样的观察比对，在我之后美国、新加坡、澳洲的研究生涯中一次又一次的不断重现。

那些年期间也到一澳洲大学分校面试，院长一句“大学付钱买的是你的‘脑袋’，不是‘领带’!”，让人耳目一新；这种“重脑袋、轻领带”工作文化，恰恰和公务部门形成鲜明对比。

我国大部分公务部门追求的，多是表面功夫、金玉其外的漂亮报告和排场（“领带”），而非实际效率和成果（“脑袋”）。只要这根本性问题不解决，公务员群体不愿改变工作态度和畸形的“领带文化”，政府继续以滥慈悲态度讨好公务员，诸如“重型车辆车祸”问题就永远无法根治。

在这种体制下，即便拥有完善法律体系，也会因执行不力而形同虚设；执法人员明知违法也毫无畏惧，因为现行制度缺乏有效问责机制。从重型车辆检验的“咖啡钱”陋习、某些罗里大镜上的“特权贴纸”，这些明目张胆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正是因为整个公务员系统缺乏改革的动力。

目前这种体制困境已成恶性循环：政治人物为保住公务员铁票仓，不敢政治自杀或捅蜂窝，而公务体制则在过度保护下日益僵化。

要打破这一僵局，需要各方助力加持，不只是政府必须建立公务部门真正的绩效考核和问责制度，企业要拒绝参与腐败，媒体要勇于揭露问题，政治人物则需展现改革意愿。

作为小小老百姓，除了持续发挥监督作用、施加改革压力外，更应在能力范围内，履行好“为善”的公民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