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跨代储蓄机制，真能解决退休贫穷问题？

老龄化社会使得退休保障问题成为迫切的政策议题。但允许家庭成员之间自愿移转EPF存款，以支援彼此退休生活的改革方案—“跨代储蓄”，虽说是鼓励家庭互助、加强长者保障的理想措施，但在操作上却存在：当一家人EPF存款羞涩，就没能力互相支援的现实。

根据EPF于2023年底公布的数据，全国公积金会员1607万人，只有852万人为活跃会员，其中约52%（逾440万人）帐户存款不足1万令吉，更有高达27%会员已经年满54岁，但存款却低于5万令吉。

这样的储蓄水平无法支撑长达25年以上的退休生活，以现行最低月生活成本1200令吉计算，25年需约36万令吉。在这么低的存款水平下，即便家庭成员愿意互助，可能也力不从心，使得“跨代储蓄”的初衷虽然良善却存在实施瓶颈。

换言之，这项机制更适合中上阶层家庭使用，对于大量处于贫困边缘或B40群体的退休者而言，効果有限，甚至加剧家庭内部压力与情绪负担。

“跨代转移”机制所隐含的风险，是把退休保障责任从国家移转至家庭个体。这在短期内或许可以缓解部分民众的退休压力，但从长远看，却是忽视老齢化与贫穷并存的事实。

当前EPF储蓄不足的成因众多，包括：

其一，收入低与就业不稳定：大量打工族、零工经济工作者无法稳定缴纳EPF。

其二，提早提领：尤其疫情期间允许提早提领，导致会员帐户严重缩水。

其三，缴纳率偏低：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即使雇主与个人合计缴纳23%，实际金额依然不够。例如在30年就业生涯中平均月收入2000令吉，工作30年的EPF存款与利息不足25万令吉。

其四，缺乏其他退休支柱：大马退休保障制度过度倚赖EPF，缺乏全民年金、社会安全网，如基础生活津贴。

因此，若仅仅推动家庭内部的储蓄转移，却不解决结构性问题，只会让“跨代贫穷”不断延续。

老龄化社会已至，必须调整政策

根据统计局预测，我国将于2030年进入“高龄社会”，届时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14%。而老年人口中有超过40%无法依赖自身储蓄过活。

政府必须及早进行政策干预，否则未来的社会问题将包括：老年贫穷率上升、医疗与照护支出暴增、年轻世代家庭负担沉重、消费力不足影响整体经济。

职是之故，“跨代储蓄”只能视为辅助性策略，不应该是核心方案。政府应思考如何透过政策工具，全盘提升国民的退休安全网。

未来改革方向必须制度重构而非补丁。在大马的退休保障问题面前，“跨代储蓄”只是表层修补，若要真正解决制度性不足，建议政府应从以下方向着手：

其一，建立全民基本养老金制度：参考日本与澳洲经验，针对EPF存款不足者提供月度津贴，保障其基本生活。这需透过广纳财源（如调整消费税、富人税）支撑。

其二，将自雇与零工族纳入EPF体系：目前仅部分外送员、自由业者自愿缴纳EPF，政府应考虑强制性或半强制性缴纳，并设配对激励机制。

其三，提升EPF投资报酬率与透明度：将EPF转型为更具投资效率的专业基金机构，类似于澳洲的退休基金机构，同时确保回酬稳定并以社会责任为导向。

其四，税务诱因以促进家庭互助意愿：跨代储蓄若能结合所得税减免，将大幅提升参与意愿。例如子女转款至父母EPF帐户可扣税。

借镜国际制度创新的经验

有关退休制度的创新作法，其他福利良好国家的政策可为参考。

首先，新加坡采取全方位保障与家庭互助，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CPF）与大马EPF高度相似，但新加坡强调多用途、公私协调与家庭义务，包括CPF不仅涵盖退休，还能用于医疗、房屋与教育支出；推出“银禧储蓄奖金”“乐龄津贴”等政府补充性资助；鼓励成年子女拨款给父母，并提供减税诱因。

其次，是澳洲的退休金强制投资与基础年金保障；澳洲推行的“退休金”（Superannuation）制度，要求雇主为员工投资强制性退休金，同时提供年龄津贴，保障低收入（资产）者的退休基本生活，包括增加政府补贴；鼓励自愿储蓄并提供税务优惠；建立强大的公立退休基金投资机构。

其三，日本全民年金与在职老化社会政策。日本早在1960年代就建立全民年金制度，不论就业与否均须缴纳。随着老龄人口问题加剧，更推行“在职老龄化政策”，包括鼓励高龄者延后退休并持续工作；推行再就业培训与生活补贴；扩大家庭照护支援政策（如照护津贴、社区服务）。

跨代储蓄机制的提出，凸显了政府对退休保障危机的认识与回应，但若未能正视其适用范围与制度缺陷，最终只会成为“有钱家庭的福利”、“穷人家庭的新压力”。真正的政策重点应回归制度性设计：如何让每一位大马人民在年老之际，不需依赖孩子、不需担忧三餐、不需向社会低头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