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豪.推迟退休年龄不如提升健康寿命

所谓“再参与能力”，并不单指继续就业，而是指个体在退休后能否自我规划、持续学习，并以多元形式参与社会，包括创办微型企业、担任社区顾问、从事文化传承、照护教育、跨代际对话等领域。

大马高教部与人力资源部可以携手开设“职业重塑”（career redesign）计划，在既有的大马先前学习经历认证（APEL）基础上，为50岁以上的国人量身打造短期技能认证或转型路径，如：数字内容制作、乡村生态旅游、艺术指导等。

大专院校也可联合社会福利局部一起设立“乐龄学堂”，吸引退休人士进入校园传授人生经验、参与课题研究，重新定义“教与学”的主客关系。这种重塑机制将使退休不再是“离开社会”，而是“以新姿态再进入社会”。

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从“劳动力延长”转向“寿命质量提升”的公共政策理念。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多项报告中强调，未来的社会必须关注“健康寿命”而非“单一寿命”，即人们在身心健康、具备自主生活能力的年限。

若延迟退休年龄的同时，没有提升健康寿命，那等于让国民在体力下降的岁月继续打拼、增加疾病风险与心理压力，最终反而加重公共医疗系统的负担。

例如，日本虽有延迟退休制度，但也同步推行“健康增龄”政策，通过社区复健站、营养补助、认知训练等方式延长健康寿命，结果国民实际工作意愿与社会参与率反而上升。马来西亚若忽略此平衡，将可能出现“人虽活得久，却活得苦”的情况。

综上所述，延迟退休年龄本身并非原罪，问题在于社会是否为中老年与退休群体设计出有尊严、可持续的生活路径。一项有远见的公共政策，不应只是压榨老年人最后的劳动力，而应让他们在人生下半场，继续活出价值与希望。

在长寿社会即将到来之际，我国必须放下“工作等同于生产力”的传统思维，改以“参与就是价值创造”的理念来重构退休制度。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迈向一个既公平、又有活力的全民福祉国家。